年初，一條名為“浙江的農村能有多豪華”的熱搜，進入人們的視野。高達6.4億的閱讀量，過6萬的討論量，引發全國人民對浙江農村的“羨慕嫉妒恨”。很多網友發來浙江農村的照片，就連自建房看上去都像別墅或者城堡。然后浙江人還很凡爾賽：很多年前就這樣了，這不是農村標配嗎？！
然而，讓人“羨慕嫉妒恨”的還在后面。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也就是，國家賦予浙江省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通過在浙江開展示范區建設，形成可復制推廣的經驗做法，為其他地區分梯次推進、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作為中國首個“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浙江，鄉村共同富裕，憑什么？
農村富得均衡
實事上，按GDP總量排名，2020年浙江排在廣東、江蘇、山東之后，人均GDP落后于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直轄市，排名第六。但是浙江的城鄉發展相對協調，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較好。
2020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2699元和31930元。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值為1.96，遠低于2.56的全國平均數值。
即使是浙江經濟相對落后的衢州、麗水人均收入都超過全國平均收入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分別連續20年和36年居全國各省區第1位。
也就是說，在和山東、廣東、江蘇放在同一權衡標準下，浙江連續36年第一，從未被超越。
而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首次跨上3萬元臺階，全國也只有上海、北京和浙江三個省市。前兩名一個直轄市一個首都，浙江可算得上省會城市的一顆獨苗。無疑，浙江農村居民跟上海、北京農村居民處在同一個水平。
在浙江被確定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后，很多其他省份表示不服，網上有言論：“浙江經濟比不上江蘇，蘇南就超過浙江”。
從經濟總量來看，2020年江蘇40個縣市的GDP總和達到了4.2萬億元以上，堪比一個中型省份。尤其是蘇南地區強縣林立，蘇州和無錫兩地，堪稱我國縣域經濟中外資工業、民營工業的代表。
但在江蘇這些縣市中，呈現出南強北弱的態勢。
蘇南縣域經濟，以昆山和江陰兩市分別作為兩種經濟類型的典范，在2020年兩市的GDP總額都在4000億元以上，等同于一般的中型地級市。而且人均GDP都在20萬元以上，都已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
相比之下，蘇北的縣域經濟提升就要慢一些。蘇北縣市中，僅只有金湖縣和東臺市的人均GDP超過萬元，最低的灌云縣僅只有5.2萬元以上。蘇北縣域人均GDP整體是在6-8萬元之間，還是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江蘇之所以不能選擇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原因，因為蘇南和蘇北發展極不均衡，蘇南強縣和蘇北縣域的經濟差距還是非常大。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廣東的粵西北與粵東北，兩地的經濟發展階段，城市都市化水平，與大灣區核心城市存在代差。
顯然，在共同富裕的基礎條件上，江蘇和廣東都輸在均衡發展問題上。
富得均衡，是浙江推動共同富裕的獨特優勢，也是其強大吸引力和巨大潛力所在。
從浙江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可以看到：省內11個設區市的發展更為均衡。2020年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為杭州和麗水，分別是136617元和61811元，相差1.21倍。
浙江省2020年人均GDP（表格）：
杭州市人均GDP136617元，約為1.98萬美元，是目前浙江最為接近發達經濟體水平的城市。
目前省內人均GDP超過10萬元的地方有杭州、寧波、舟山、紹興和嘉興，其中杭甬州超過13萬元，紹興超過11萬元。
此外，湖州人均GDP接近10萬元；臺州、衢州和溫州超過7萬元；金華和麗水則在6萬元以上。
人均GDP超2萬美元并非一個簡單的數據，其背后則是一個城市的發展質量以及產業升級和帶動能力。杭州作為浙江的省會城市，同時也是長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之一，它有人財物各項生產要素的磁吸和集聚效應，具有一定輻射帶動能力。
2010年以來，全國共有32個城市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00萬，杭州憑借323.56萬人的增量，成為人口增長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杭州、寧波、金華，成為浙江十年人口增量超過100萬的城市。
經濟發達城市憑借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能對流動人口形成強大的吸引力。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在分析社會變革內在根源時曾認為，“社會變遷起于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非但使各個人能夠見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個人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正是在比其他省份人群更為頻繁地“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之中，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開。
浙江無論人口、地域面積都具有一定規模，類似一個微縮版的中國。有“七山一水二分田”，行政區劃上有2個副省級城市、9個地級市和53個縣（市），城市、農村兼有，農村戶籍人口占了一半。浙江下轄的城市，從第一梯隊的杭州，中等規模的溫州、紹興、嘉興、臺州，再到縣級的義烏、諸暨、龍港，鎮級的橫店、店口、烏鎮，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城市層級結構。
浙江省具備開展示范區建設的代表性，得到國家發改委回應，浙江省內東中西部的探索，將有利于“共同富裕示范區”經驗在中國的推廣復制。
民營企業遍地開花
浙江是全國私營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2020年，浙江的民營企業占比超九成，光是2020年新成立的民營企業，就有47.6萬家。不僅如此，固定投資中，民營投資占了6成。在出口中，民營企業出口占了全浙江的八成多。
民間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財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經是必須用“蔚為壯觀”這樣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浙江鄉鎮與廣東省一樣多，并且形成了很多的產業集群。改革開放后，浙江“千家萬戶搞家庭工業”，很多浙江人，家里都會有個小廠子，一說就是家里做買賣的。在浙江，幾乎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嗅到這股神奇能量的氣息。而且幾個村里生產同一種產品就會做成全國第一，甚至全球第一，這造就了區域塊狀經濟迅速成長。全域性綻放的市場活力催生出一個個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義烏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電、永康的五金、紹興的輕紡……民營經濟遍地開花，造富了一方百姓。
發達的民營經濟被視為浙江的“法寶”。浙江的經濟，很大一部分靠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不僅僅分布在城鎮，廣大的農村也有很多。
山東省的GDP雖然領先浙江1萬億元，但人口卻多出3000萬，而且有大量的重工業國企和央企，山東的產業結構使其有濃重的危機感，在山東的報告中多次闡述了，產業轉型的“迫不及待”。
相對來說，浙江是我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也是縣域經濟最均衡最活躍的省份。從傳統外貿行業，到最新互聯網紅利，共和國最近四十年的每一次產業升級紅利，浙江一次都沒有踏空。提到杭州，人們腦海里第一個出現的便是阿里巴巴這個超級巨無霸。
其實，浙江在歷史上國有資本的大項目相對比較少，因而市場化色彩比較濃、民營中小企業多、創業創新的氛圍強。上個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紛紛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浙江地區的鄉鎮企業獲取了外向型經濟的活力，包括吉利、傳化、萬象集團都是大的上市公司，原來都是鄉鎮企業，它持續性的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
最為關鍵的是，浙江的鄉鎮文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將鄉賢治鄉的傳統承接得很好。實施浙商“回歸工程”利用鄉情、親情引導和動員在外浙商回鄉投資興業，依靠鄉賢能人，將原來沉睡在這里的資產盤活，帶動更多農民實現就地就近創業就業。治理鄉鎮不是從政治角度去完成指標，而是浙江一大群鄉賢能人回鄉創業。、
“在浙江鄉鎮地區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民營企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理事、浙江科技學院教授葉俊燾指出，浙江一帶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私營企業都很發達，就在于農民已經智力化了，他們本身在城市經濟大潮中歷練過，而且在城市工作時都是精英人士，他們再回到鄉村做企業就很有底氣，成功率很高。
浙江地區的農村都有產業，城市化已經窮盡以后，包括省級政府、區域政府，在公共設施的配套各個方面都已經做得非常好了。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之前，農村地區城鄉差距已經很小，是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省。它的要素雙向流動——農村到城市到農村的這種要素流動，相對來說浙江的市場化程度更高。再加上整個浙江目前已形成了3小時交通圈，基礎設施完善，鄉村振興肯定要好于其他省份。在葉俊燾看來，浙江更具有“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條件。
土地制改革與三產融合造就“富甲一方”
建設美麗鄉村，全國各省都在向浙江看齊。為什么浙江一帶能把鄉村振興做得有條有理？其實，浙江在大力發展特色經濟過程中，圍繞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加大土地使用權流轉力度，推進規模經營，打造出品牌優勢。
浙江省安吉縣魯家村，以前將被稱作“四無村”，沒有名人故居、沒有古村落、沒有風景名勝、沒有像樣產業。2011年時，該村賬戶上只有6000元現金，但外債卻高達150萬元。
2013年，魯家村鄉賢籌集300萬元，邀請上海、廣州的知名設計院編制了一套全面的、高標準的村莊規劃、產業規劃、旅游規劃，按照全域推進的理念，建設上整村規劃，產業上整村發展、錯位發展，形成了東、南、西、北四個區塊農場布局的產業設計方案，確定了農旅產業融合發展的框架。
其中的核心操作是，將該村的集體土地，以每年每畝640元至700元的價格，從村民手中統一流轉至該村村委會，再由村委會統一規劃、用度和招商引資。有了這一資源整合前提，就打通了后續操作的其他障礙。
有了土地，有了規劃，有了一些基礎設施，就能對外整體招商，過去10年來，魯家村共引入社會資本20億元，打造了18個農場。目前，已有10個農場投入運營。
以前，在沒有農業標準地之前，魯家村發展農業產業，要么只能簡單發展種植業，要么踩著政策紅線進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該村的巨變背后的核心支撐，是浙江省為中國農村產業化發展，撕開并開辟了一條政策支撐：“農業發展標準用地”，破解了中國農業發展用地難題。
浙江寧波市象山縣小百丈村，同樣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了土地政策改革“樣本”。
小百丈村，實現了農村土地產權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拿到了打造海島風情文旅生態村的“鑰匙”。村里的老宅變成了“香餑餑”，引來了旅游開發公司7000萬元的精品民宿投資。經過2018年一年的建設，小百丈村15處破舊老宅煥然一新“變臉”高端民宿。6000多平米閑置土地即將成為精品果園。
浙江很多地方的鄉村振興，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大力發展“農家樂”休閑游、山水游和民俗游；利用土地資源發展產業，吸引勞動人口就近就業，將人口與土地的有機結合，構成鄉村產業發展的動力，從而帶動農民增收、農村經濟發展。
溫州市昌南縣，將土地綜合整治工作作為“解除土地限制、優化空間布局、支持農村振興”的重要措施和突破口。
昌南縣金鄉鎮下澤村項目采用“土地整備、營農置換”模式，實現碎片化、營農限制，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拆除180個分散的舊宅基地，騰出建設用地49.2畝，其中19.2畝指標用于拆除宅基地，集中建房，節約30畝土地指標。開墾后，原來的農家變為耕種，40畝農田種植水稻和蔬菜，與周圍的其他耕地一起，形成了農田成房、道路成網、木繩、水道相連的生態格局。
土地，是人類活動的主要載體。土地資源在鄉村振興中肩負著提供資源支撐的基礎性作用，既是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生態的空間需求的保障，也是外來資本進入鄉村發展不同產業模式的基礎資源支撐。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姚樹榮教授表示，按照現行土地制度，城鄉土地權利存在著四大不平等：第一，產權不平等。第二，流通不平等。第三，交換不平等。第四，規劃不平等。他說，要振興鄉村，必須改變土地制度，讓四大不平等變成完全平等，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現土地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目前，我們正處于鄉城交織的復雜歷史階段，未來的土地制度應該更具有彈性和靈活性，這也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無論是魯家村、小百丈村、下澤村，以完善的土地制度形成了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提高了當地農民收入水平。這說明，江浙發展鄉村振興并沒有脫離一產，而是在農業生產、加工逐步完善的基礎上，順勢而為發展休閑農業。
浙江省GDP在全國不是第一，卻是人均收入第一的省份。老百姓手里有錢，對生活自然就會有追求，會消耗各種各樣的休閑產品，提升消費升級市場。雖然廣東省GDP也很高，但是沒有形成整體的鄉村振興標桿項目。無疑，經濟水平是一方面，農村整體的三產融合更是立基之本。
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也提出了浙江省發展目標：塑造產業競爭新優勢。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夯實共同富裕的產業基礎。
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大力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做優做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打響“浙江制造”品牌。促進中小微企業專精特新發展，提升創新能力和專業化水平。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建設農業現代化示范區，做精農業特色優勢產業和都市農業，發展智慧農業。加快服務業數字化、標準化、品牌化發展，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暢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渠道。
而且，浙江各地普遍具有比較強烈的改革和創新意識，并且創造了多項改革先進經驗。比如，創造和持續發展了“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而這些，便于大膽探索及時總結提煉“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制度模式。
改革開放40年，浙江成為領跑者，充分發揮土地資源的作用，啟用鄉賢辦企業，釋放民間力量，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弱及強，并最終匯聚而成如同浩蕩錢塘大潮一般的自發擴展的秩序，達到鄉村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