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城市化委員會榮譽顧問樊綱,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著多年的研究與觀察。1983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的第三個年頭,那時國內大部分城市還在實行計劃經濟,而廣東的副食蔬菜市場經過改革,已經是開放自由的了。
那一年,樊綱承擔了中央的任務來到深圳調研考察,為全國的農副產品價格改革探索經驗。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這座改革之城的獨特氣質,但真正讓樊綱開始相信深圳潛力無窮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到華強北的一次經歷。
他認為,深圳經濟特區40年來能夠得到快速發展離不開體制改革和先行先試,深圳的實踐探索為全國乃至全球不少地區的發展提供了經驗。體制機制改革究竟如何為特區發展帶來動力?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雙區驅動”的背景下,深圳又該如何打造先行先試的升級版?來看樊綱與深圳衛視記者何嘉琪的對話。
以下為文字對話實錄:
一、90年代深圳的市場經濟帶給了我最初的震撼
記者:您是1983年首次來深圳的,當時您還是中國社科院攻讀西方經濟學的一名研究生。我了解到,真正讓您對深圳有比較深刻感觸的,是90年代初您再次來深圳時看到的一些場景。當時您看到了什么?
樊綱:深圳后來讓我真正感到震撼,而且讓我相信她是潛力無窮的,是我第一次去華強北。
那時候華強北已經有相當大的規模了,那么多的店鋪在那里發展,而且所有的人都在忙忙碌碌,都非常緊張非常忙。當時深圳最有名的話,就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大家就在那兒奮斗。
什么叫市場經濟?華強北就是市場經濟。千百萬人去捕捉每一個細小的機會,把所有的細小的機會都給挖掘出來,都有一個供給去滿足,這就是市場經濟。
那時候真正對我震撼的是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們以前學市場經濟那是空洞的,市場經濟就是從像華強北這樣細小的、一個個產品、還有小企業的這種活力當中發展起來。當時不僅是精神上的一個震撼,也是對我們所學的理論有一個現實的對照。
二、持續的改革讓深圳匯聚創新稀缺資源
樊綱認為,深圳幾十年來持續的體制機制改革讓這里形成了“制度洼地”,各方稀缺資源向深圳流動,逐漸匯集了創新所需的要素,奠定了深圳的創新特質。如今深圳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環境,對創新更加寬容。
樊綱:就像任正非經常說的那句話,我們靠什么?一紙紅頭文件。就是當時深圳市政府的《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就這么一個紅頭文件,制度就建立起來了。
第一,資源就來了,當時的人才就來了;第二,新的企業就形成了;第三,創新也就開始了。所以深圳為我們全國、為全世界創造了先行先試的典范,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也為世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包括有一次在世界銀行,世界銀行行長召集全世界十來個經濟專家討論發展非洲的問題。最后到我發言的時候,我就提了特區。結果大家后面的討論基本就圍繞特區。“一帶一路”這些沿線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建特區。特區作為一種體制創新機制,被大家所認識到它的價值,這也是深圳的價值。
三、深圳經濟特區的探索帶動全國改革開放也成為世界經驗
記者:您這么多年來不斷地在觀察深圳、研究深圳,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您怎么看待在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的進程當中,深圳這座城市的角色?
樊綱:深圳作為特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定位,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職能。這個職能就是先行先試,等于是在舊體制的縫隙當中和舊體制的邊緣地帶,它產生一種新體制的增長。這個增長給舊體制樹立了榜樣,提供了經驗,也提供了教訓,帶動了全國的改革和開放,所以現在特區是世界經驗。
四、寄望深圳全方位創新探索打造先行先試“升級版”
樊綱:真正使深圳的發展能夠上一個臺階,我覺得可試可闖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你比如說城市化。像深圳這樣發展比較快的城市,也同樣面臨著一些問題。我們怎么做好都市群這篇文章,怎么通過大灣區的發展,通過都市群的發展來解決城市化當中的問題,使得城市能容納更多的人口;怎么把城市和鄉村的醫療資源整合分享,金融怎么國際化,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機制怎么發展,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的先行先試。
所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國家、人民對深圳也有更大、更高的期待,也希望深圳在今后能夠為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先進的經驗,使中國的發展更加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