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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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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功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這個“矛盾凸顯”時期，剛剛進入“陷阱密布”的上中等收入階段。未來十幾年，尤其“十二五”期間，是中國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毋庸置疑，與下中等收入階段相比，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考驗將是全新的，面對的挑戰將是嚴峻的。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先生在2010年9月發表的紀念中國與世界銀行成功合作30年的文章中曾提醒的，中國要“努力規避可能危及繁榮的“中等收入陷阱”。
與其他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遇到的問題更為復雜一些，任何一個失誤都有可能導致掉進陷阱。作為世界第二大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備受矚目，甚至被視為全球增長的引擎之一，稍有波動對區域甚至全球經濟就會產生較大影響。根據近十幾年來周邊國家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曾在下中等收入階段遇到的問題，針對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有可能遇到的挑戰，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轉變增長方式 避免“轉型陷阱”
中共中央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未來5年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這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十二五”規劃已經把增長方式轉型作為重中之重，把加快轉型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顯然是指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盡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但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這個基本判斷正如“十二五”規劃建議所斷言的那樣，完全“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征”。
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階段性特征或說落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誘因可以主要歸納為：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難以扭轉，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更為明顯，產業結構還很不合理，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協調，科技創新能力還很不強，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約可持續增長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等。所有這些“階段性新特征”，都是在進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長方式轉型中逐漸加以解決的，這就需要抓住歷史機遇，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準確把握發展趨勢，再現“東亞速度”，以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總體看，中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戰略性挑戰，需要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避免“轉型陷阱”。
在世界經濟史上，由于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導致轉型滯后并從此一蹶不振的案例并不少見。早在19世紀中后期，拉美國家就陸續踏上了現代化之路。在而后的百余年里，該地區在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走過了一個“之”字型的彎路，即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工業化和新型出口導向這樣三個發展階段和兩次轉型，但由于種種原因，拉美經濟轉身遲鈍，沒有及時趕上快速經濟增長的時代列車。
第一次轉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拉美大陸很多國家采取的是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并且取得較好的成績，其增長率與“拉丁歐洲”（指伊比利亞地區和意大利）同步，略低于美國和“歐洲核心”（指英國、法國和德國）；人均GDP高于“拉丁歐洲”，略低于“歐洲核心”與美國；如以英國為100的話，1870年拉美是38，“拉丁歐洲”是39，1890年前者是37，后者是39，1900年和1913年前者分別是34和42，后者是38和40。但從1929年大蕭條開始便落后于“拉丁歐洲”：1929年拉美是47，“拉丁歐洲”是48，到1940年拉美降到35，而“拉丁歐洲”則是40。30年代以后拉美經濟增長之所以明顯下降，重要原因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歐美進口市場大幅萎縮和進口產品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從而制約了拉美的出口。但是，拉美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是迫于30年代大蕭條并主要從40年代后期開始轉型的，大約滯后了15-25年，錯過了幾乎一代人的機會，經濟增長下滑十分明顯。1925-1945年拉美地區GDP年均增長率僅為3.5%，而轉型后的1945-1980年則高達5.6%，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分別高達8%和7%。
第二次轉型主要發生在20世紀80-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毋庸置疑，拉美進口替代發展模式為拉美打下了相當的工業基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卻也帶來了極大的機會成本，與東亞相比，拉美增長率不可同日而語：1961-2000年東亞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年均在7%以上，中國香港1973年曾甚至高達17.4%，而拉美平均只有1.7%，在“失去的80年代”甚至為負增長。
1961-2008年“東亞速度”與拉美人均GDP增長率比較（%）
國家 1961-200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08
日本 5.0 9.8 4.5 4.6 1.2 1.0
韓國 7.6 8.2 7.3 8.7 6.1 3.5
中國香港 7.7 10.2 9.7 6.8 4.0 4.0
新加坡 8.3 9.9 8.8 7.5 7.6 4.7
拉美 1.7 2.4 3.0 -0.07 1.5 3.6
（25國）
資料來源：拉美1961-2000年的數據引自Noman Loayza &； etc， et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tylized Facts， Explanations， and Forecasts，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s No.265，table 1.4. 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數據根據下述資料計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拉美試圖轉型，其出口占GDP比重逐年提高，21世紀之后才進入由新興市場引領的經濟增長的“快車道”，出現了幾十年來未有過的高增長率，2001-2008年GDP人均增長率提升到3.6%，2007年高達5.9%。但毫無疑問，拉美第二次轉型沒有抓住歷史機遇，錯過了上世紀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十分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在進口替代模式主導下，經濟發展從80年代開始急轉直下，被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遠遠甩在后面。由于沒有抓住歷史機遇，拉美第二次經濟轉型大約延遲了35-45年。而這期間，歐洲和日本經過了中等收入階段，進入了高收入行列。隨后，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成為進入高收入的新興經濟體。
縱觀20世紀百年來拉美經濟發展歷程，其兩次轉型合計延遲大約有50-70年，尤其第二次轉型的延誤，從一個側面成為解釋當今拉美國家整體上經濟發展始終停留在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理由這樣認為，對拉美經濟轉型的機會成本而言，“失去的80年代”只是一個符號，實際上就經濟發展的國際比較來看，“失去的”至少是半個世紀。
實現“包容性增長” 防止“拉美陷阱”
若干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的基尼系數比較
從世界各國基尼系數調查中可看到四個有趣現象：凡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基尼系數一般都較高；凡是高收入的發達國家（個別資源型國家不在此列），基尼系數都較低，且一般不超過0.40；中等收入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都較高，而拉美地區85%的經濟體是中等收入國家（在33個經濟體中有28個屬于中等收入）；拉美是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地區之一。這些有趣現象說明，收入公平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
對很多國外學者而言，“拉美陷阱”（也有將之稱為“拉美化”和“拉美病”等）主要是指分配不公，進而指兩極分化的社會、動蕩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諾等。其實，拉美陷阱的含義可從三方面來理解。
第一，正如George等這些學者曾撰文善意告誡的那樣，如在2020年之前不能從“拉美陷阱”里逃出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將有可能像一個“方形輪子”，走走停停，斷斷續續。屆時，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有可能導致社會分化，進而中斷增長，從而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甚至與擴大社會消費總需求逐漸脫節，將不利于經濟增長；如果這個自由市場制度的缺陷長期得不到糾正，就意味著分配原則和分配政策沒有考慮到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初始分配環節的分配原則并沒有將社會總消費需求和宏觀經濟總量增長的關系等因素考慮進來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及早出面糾正“市場失靈”，否則，將不利于擴大內需和加快增長方式轉變，有損于增長的可持續性。
第三，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分配原則及其方式應是“包容性增長”，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而不是拉美式的“增長性貧困”，即一方面經濟呈增長態勢，但另一方面貧困率也居高不下。“包容性增長”自然包括提高“社會包容”程度，消除“社會排斥”因素，減緩各種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中國基尼系數雖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國家，但卻高于很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且呈逐漸攀高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減貧成就斐然，舉世公認，但分配不公卻始終受到社會的詬病，并且城鄉之間、沿海和內陸之間、行業之間、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因此，在踏進上中等收入門檻的關鍵時刻，胡錦濤主席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致辭中及時提出實現“包容性增長”，其意義非常深遠。從“GDP增長”向“包容性增長”轉變，其本質含義與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具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必然趨勢。
在未來十幾年里，當歷史行進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的后期，人均經濟總量大約將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貧富差距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將積重難返，對社會安定形成威脅。為此，盡快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積極推動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將是確保穩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舉措。在這方面，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成功進入高收入組的亞洲四小龍積累了有益經驗：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一方面收入分配不斷改善。
資料來源：根據下述數據繪制，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Washington DC.pp.97-107.
保持社保制度建設與經濟增長同步 跨越“福利陷阱”
歷史經驗證明，目前發達國家的主要社會保障和福利項目，幾乎都是這些國家在20世紀60-70年代處于上升時期建立起來的，可以說，60-70年代是歐洲資本主義的鼎盛時期。例如，法國1970年之前GDP增長率最低時沒有低于4.3%，最高曾達7.0%，于是，在社會輿論壓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為勞動保護制度和福利項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1973年石油危機打破了法國和歐洲福利國家的良好預期，法國增長率從1974年的4.5%驟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雖有反彈，但卻始終沒有超過50-60年代的水平，增長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1960-1969年法國年均增長率是5.6%，而1978-2009年僅為2.0%。
持續的經濟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高福利制度成為法國財政的沉重負擔，但福利剛性卻使改革遇到極大阻力。于是，1995年以來，在政府主張改革與社會極力反對的激烈沖突和社會動蕩中，很多法國和歐洲學者開始反思70年代初的倉促與盲動，并為之而嘆息。
雖然拉美國家建立社保制度和福利項目的時間大多是在二戰前，略晚于歐洲，但戰后發展很快，逐漸成為財政的一個負擔。為減少國家財政責任，拉美國家率先進行社會保障私有化改革，將國家的責任轉嫁給社會和個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私有化改革時，絕大部分國家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例如，1981年智利改革時人均GDP為2876美元，1994年阿根廷改革時7591美元，1997年烏拉圭改革時7361美元，1997年墨西哥改革時4274美元，2000年哥斯達黎加改革時4057美元。由此可見，拉美社保制度改革的時間雖與歐洲國家改革幾乎同步，甚至略早于歐洲。但80-90年代歐洲早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例如，法國1995年首次實施改革時人均GDP為26421美元，2000年瑞典養老金改革時27879美元，這說明，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遲緩的經濟增長使社保制度顯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時宜。
中國經濟正處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樣處于建設高漲期。但目前中國的問題是社保制度沒有跟上經濟高速發展的步伐，制度建設顯得非常滯后，沒有充分發揮保障居民消費和擴大內需的應有作用。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迅速的城鎮化、大規模的非農化和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必將使社保制度的現狀顯得更為滯后，尤其是經濟增長的預期使人們對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臨的壓力更大。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吸取當年歐洲發達國家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和拉美國家的一些教訓，始終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同步發展，既不要滯后，也不應超前，滯后將不利于擴大消費和經濟增長，超前會“透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換言之，社保制度建設要防止出現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
1970-1977年法國GDP增長變化（人均美元，時價，%）
資料來源：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循序漸進推進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業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受到較大影響的主要是實體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因為中國金融體系還沒有完全開放和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果。盡管如此，其結果還是受到國際業界的充分肯定和認可，比如，每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對中國“金融市場成熟度”的單項排名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一定問題：2008年排名僅為第109名，2009年前進至第81名，2010年躍升至第57名。
在中國邁入中等收入階段時，一方面應堅持改革，加大金融業的開放度，不要因噎廢食，但同時應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循環漸進。這是因為，從防范危機的實際效果看，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和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和進程必須取決于中國國情。同時，還要繼續加強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完善監管制度，建立一個健康的金融業和銀行業。否則，金融體系一旦出現問題，勢必拖累整個實體經濟，影響增長，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絕大部分國家之所以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而難以突破遞進，除其他原因外，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機的周期性對經濟增長和實體經濟的巨大破壞是一個重要原因。據統計，在1974-2003年整個中等收入階段，拉美各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平均數量和復發次數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大約35%的拉美國家多次爆發危機，幾乎是其他地區的3倍。銀行危機不僅對拉美短期宏觀經濟變量產生很大影響，而且還影響到了長期增長，代價巨大。通過對1974-2001年76份國家年度信息進行的經濟增長回歸分析發現，拉美每爆發一次金融危機，經濟長期增長率就下降約1個百分點；拉美銀行危機的平均財政成本超過了GDP的20%，幾乎是OECD成員國的兩倍，比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要高出約三分之一；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財政成本超過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爆發的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甚至引發了政治危機，數月后總統被迫辭職，次年阿根廷經濟衰退進一步惡化，經濟活動的增長率下降了10%，財政赤字占GDP的5.9%，公共債務占GDP的60%；烏拉圭2000年金融危機導致財政赤字占GDP的4.1%，公共債務占GDP的54%。
確保國民經濟安全 小心“美元陷阱”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匯儲備為8.99萬億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外匯儲備為2.8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相當一部分外匯持有美元資產，規模巨大的儲備資產的安全問題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極大關注。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價格主要依賴于一系列不確定、不穩定和不正常的因素，如同克魯格曼教授曾于《紐約時報》載文指出的，中國積攢了2萬億多美元外匯儲備，已經“將其自身推到一個美元陷阱之中，既不可能從中脫身，也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改變策略不跳入這個陷阱”；即便不考慮美國國債券收益過低問題，由于以美元標價，一旦美元貶值，中國外匯儲備也會遭受巨大損失。事實上，由于美國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巨額外債、貨幣供給急劇增加、巨額赤字等因素，中國儲備資產面臨著威脅，其持有的美元資產實際已經貶值。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還有一個受困于龐大外匯儲備的著名案例：由于貿易收支盈余及資本流入，法蘭西銀行積累了大量外國資產計價的投資組合，法國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外匯儲備。當1929年大蕭條來臨時，市場上出現了英鎊貶值的恐慌；到1930年底，英鎊疲軟狀況極度惡化時，法國掉入“英鎊陷阱”：英鎊加速崩潰，如果繼續拋售英鎊，勢必導致巨大匯兌損失。當英鎊最終崩潰時，法蘭西銀行被推到了瀕臨破產的境地，法國損失慘重。
“外匯儲備難題”毫無疑問將伴隨未來十幾年中等收入階段全過程。這是一個關涉國民經濟整體安全的全局性和戰略性的大問題。表面上看，這主要還是一個國內經濟問題，因此，中國應積極制定應對政策，比如減少“雙順差”，盡量將資源用于國內消費與投資，將經濟工作重心轉到振興內需上，加快調整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等等；但在本質上，這還是一個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問題，因此，應密切關注和跟蹤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走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事務，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中國應扮演好與最大發達經濟體的利益攸關方的角色。
謹防“捧殺陷阱”
在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時，西方國家普遍“唱衰”中國。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大幅提升，“中國威脅論”等接踵而來。近幾年來，面對奧運的成功舉辦、世博的舉世矚目、金融危機中的杰出表現、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中承擔的義務等等，一些西方國家又開始利用各種問題來妖魔化中國，制造和推銷“新興經濟體責任論”、“中國環境威脅論”等，要求中國承擔起不合理的順差、匯率、碳排放等過度的國際責任。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雖躍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是一個真正的發展中國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僅為第100位。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其角色定位應始終建立在這一基本事實基礎之上。中國實際上已經承擔起與自身實力相應的責任和義務。面對不同的國際環境和輿論環境，中國應保持清醒頭腦，始終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不要掉入西方設下的“捧殺陷阱”，不能承擔超出中國自身能力以外的義務，不能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等收入階段正值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在國際事務中其實同樣處于“國際角色轉型期”。從國際關系和區域安全的角度看，中國可能會經常自主不自主、自覺不自覺地、甚至是出于善意地“被要求”承擔一定的全球或區域安全責任。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在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韜光養晦，不當頭，不稱霸，贏得歷史機遇發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家庭作業”，這才是中國國際角色的應有定位。這個定位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之上，那就是，在經濟總量上中國雖然登上世界第二的高位，但在人均GDP方面，中國只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這說明，中國要走的路還很長，目標還非常遙遠，其硬實力還相差很遠；在軟實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還需要半個世紀的努力。
“中等收入陷阱”將成歷史
很多案例顯示，在中等收入階段，如果民族沖突加劇、社會矛盾激化、政黨斗爭激烈、政府更迭頻繁，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連續性，經濟發展就必然受到極大影響，甚至長期止步不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拉美一些國家在20世紀中葉至80年代就曾飽嘗政府頻繁更迭和軍事政變之苦，有些國家甚至被稱之為“政變之國”。根據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這些國家每次發生的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都給國家經濟和家庭結構帶來巨大災難，導致其經濟發展至少倒退10-15年。例如，1990-2005年非洲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于同期流入這個大陸的全部國際資助，即大約2840億美元。每次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之后必然出現經濟停滯，隨后便是通脹、債臺高筑、投資劇減、大量失業、公共服務短缺等等，為爆發下一次社會動亂埋下隱患。這提醒我們，在未來幾十年的中等收入階段里，強調社會穩定是十分必要的。社會安定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條件，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所必須面對的。
毫無疑問，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各種風險挑戰。除了前述“轉型風險”、“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殺陷阱”等各種風險之外，甚至還包括主要來自房地產市場的“資產泡沫陷阱”等誘因。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構成了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階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盡管如此，33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階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積累了豐富經驗，為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有理由相信，在中國發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的第三次跨越中，“中等收入陷阱”必將成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