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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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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周天勇在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刊發署名文章稱土地改革突破和調水改土戰略開啟。文章指出，需要精準深化減稅、人口與勞動力流動、資金在國有與民營企業間分配、土地要素配置等體制等改革；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放棄制造業，延長工業化；加之以實施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擴大發展空間戰略。
全文如下：
眾多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發展的經驗，轉移和利用自己便宜的勞動力，與制造業相結合，生產產品向全球出口，擠壓中國的國際市場；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振興制造業，促使外資和跨國公司回流國內，不僅替代進口，并且還要向中國市場出口自己的制成品。中國過去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遇到了前堵后追。而我們國內則內部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形勢變得錯綜復雜。筆者認為，需要精準深化減稅、人口與勞動力流動、資金在國有與民營企業間分配、土地要素配置等體制等改革；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放棄制造業，延長工業化；加之以實施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擴大發展空間戰略。使中國在2019到2035年間，實現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順利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就此形成了一個研究方案，這里摘要形成一個極簡的概述，供政策研究和制定參考。
一、下行壓力加大與經濟增長預判的模糊
中期內下行壓力加大：由于1999到2005年間，人口自中期內下行壓力加大：由于1999到2005年間，人口自然增長率從8.18‰下降到了5.89‰，人口向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變動，受20年前人口增長影響后20年經濟增長的規律（我們也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人口增長與20年后經濟增長關系分析驗證了此規律）影響，GDP增長率有從2018年的6.6%（這個數據包含統計將研發投入2.8%調入GDP的部分）下降到2025年3.12%的壓力。長期內有跨越不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風險：由于人口增長率從2006年的5.28‰下降到了2015年的4.96‰，2026年到2035年，經濟增長率可能在2.66%—2.42%之間。我們就此根據高收入人均GDP水平年平均增長率歷史數據，判斷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措施扭轉，2035年前中國進入不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見下圖。
然而，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就其趨勢，各有不同的看法，出了許多不同的建議，認識和判斷是不是靠譜，所出的招是不是可用，效果會如何？似乎都需要討論。從要素的投入產出看，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勞動從要素的投入產出看，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勞動力、資金、土地、技術要素的投入、配置和貢獻。國內外許多學者和機構大多基于索洛全要素生產率模型，對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和未來的增長趨勢進行了各自的研究，結果和說法不一。由于索洛模型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而中國的經濟運行國情和環境許多又不滿足這些要求，因此這些研究計算的結果誤差很大，提出的建議和方案可能針對性不強，或者有誤。
對于國民經濟，沒有數理方法而只是定性研究，那只能是“猜測”，決策心中無數；而有一堆數據，沒有科學適用的數理分析方法，或者簡單套用模型，會出現偏差，用以決策，也會造成很大的失誤。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索洛全要素生產函數，是一個市場經濟的模型，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要素都要自由流動，要素都要通過市場交易配置，市場決定價格，要素都有價值表達，生產和供給自動創造消費和需求，不存在長期的生產過剩。這些模型的條件要求，就是市場經濟的標準，實際上也就是一系列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體制安排。
但是，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許多體制還在改革之中，還不滿足索洛模型的要求。因而，發生了學者們順向簡單套用數據來分析中國的經濟運行和增長，誤差很大，包括給中央的政策建議針對不了存在問題的現象。
對此，我及我的團隊也陷入了長時間方法選擇上的糾結。后來從“市場經濟應該有，但是沒有；應該有多少，但是實際沒有那么多”的思路，用假設條件還原和反實事法，建立了一套適用于發展和體制均二元結構轉型國家，即符合中國國情的國民經濟投入產出和增長的分析方法和邏輯框架，并以此為方法進行了分析。
二、能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能：精準改革
這樣，我們將過去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紅利的定性“猜測”改變成了數量分析，用上述方法就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以釋放的未來經濟增長潛能進行了估計。
1．資金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能獲得的增長潛能
（1）減稅降費：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業資本配置改善按照發展中國家一般標準值，宏觀稅負率在GDP的18%—25%之間，體制轉型國家在28%左右，中國目前宏觀稅費為36%左右，我們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宏觀稅費負擔率應有水平放寬在了30%，偏差為GDP的6個百分點以上。用反實事法計算，2017年高稅費負擔的年產出損失為GDP的1.3%左右。如果按照標準值進行還原改革，需要減稅5.5到6萬億元如果按照標準值進行還原改革，需要減稅5.5到6萬億元左右。一年減少，可能性不大。分三年，期間每年獲得的新增長潛能平均為0.4個百分點左右。雖然釋放增長潛能的時間短，動能也不大，但是如果不減稅降費，企業會大面積關停和減少。
（2）資金國有和民營經濟配置改善可能的增長潛能資金要素目前還沒有做到競爭中性分配，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國有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將法律上投資、創業和經營的有限責任，正在普遍地變成了企業家搭上全部家產和父債子還的無限追責。國有企業貸款成本低、資金使用效率差，凈資產盈利水平不高是一個客觀的實事。由于國有企業的低效率，負債資金和權益資金在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錯配，其損失占2017年GDP的5.84%，資金供給錯配造成的損失還是很大的。目前國有經濟貸款、債券占總額的60%，我們將這一結構一直到2035年按照國有企業15%和民營經濟75%配置變動逐步進行還原改革， 2019到2035年間這項改革獲得的增長潛能，按低高方案的不同，年平均為0.24到0.3個百分點之間。也可能是我們的計算需要改進，這一效果并不如一些經濟學家們猜測的那樣大。但是，如果國有企業不改革，甚至國進民退繼續下去，將會對出口貢獻大、吸納就業多的民營企業，形成擠出態勢。
2． 勞動力配置改善可能獲得的新增潛能
人口遷移、勞動力要素流動和配置，受到了戶籍、教育人口遷移、勞動力要素流動和配置，受到了戶籍、教育及醫療不均、城鎮居住成本高和難、農村土地不能退出等干擾，與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同樣發展階段時的城市化水平及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比較，發生了較大的偏差。我們計算2017年其造成的產出損失為55569億元，為當年GDP的7.0%。如果對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等上述有關市場經濟條件還原的體制改革，未來帶來的新經濟增長潛能，2019-2025年平均為0.46%，2026-2030年平均為0.20%，2031-2035年平均為0.002%，并且從最后一年開始轉為負值。
這一計算結果，出乎我們預料之外。因為有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以為這一改革會給未來帶來年平均1到2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其不一的深層次原因，一是未來由于經濟主力人口的收縮，將勞動力配置改善的增長潛能抵消很大；二是人口和勞動力配置還原改革，是一個逐年釋放的過程，不可能短短的數年內改革到位。雖然增長潛能不大，但不進行改革，如果沒有勞動力配置改善獲得的增長潛能支撐，增長下行的壓力會更大。分析到這里，發現不容樂觀的未來是：累積估算減稅降費，遷移戶籍、新市民教育和醫療、城鎮住房、農村土地退出，國有企業等三大體制改革，其釋放的增長潛能，加上上述20年前人口影響20年后的經濟增長速度基數，并沒有使中國2035年前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概率顯著地加大。
3．土地配置體制改革的增長潛能最大
由于對土地進行交易管制，土地的稀缺性、外部經濟溢值性、投入積累性和非折舊性等經濟特征，或者價值不能表達，或者表達不完全和不充分。在如不讓農村各類土地交易時，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實際占有使用者，不能通過交易，實現其財產性收入。農村的一二三產業幾乎都要以地為基礎而發展。然而，農村土地只是生活和生產資料，社會和信貸資金不能進入，農民不能以地為資本進行創業，也失去了其創業收入。
每年城鄉僅以0.5%的土地如果交易，但由于不讓交易，或者不能夠交易，城鄉損失的交易收入為 31170億元，為2017年GDP的3.88%。假定改革開放以來至2017年，現有農村已經有10%的土地資產投入資本，城鎮一些可交易利用率不高土地資本化率可以為1%，但是因為體制所限而沒有，其以地為本創業，或者再資本投入方面的產出損失為48840億元，為GDP的6.15%。如果對城鄉土地按照要素由市場交易決定其配置、有價值表達、能夠資本化，2019至2035年間，其改革釋放的年平均增長潛能，低方案為近1.4個百分點，高方案為2.3個百分點。而且增長潛能為動態遞增。
城鄉土地體制改革，獲得的增長潛能，按低高不同方城鄉土地體制改革，獲得的增長潛能，按低高不同方案，分別為上述三方面改革獲得增長總潛能的71.49%和78.98%。這給中國在2035年前，通過改革支撐和保持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帶來了希望和信心。
深化城鄉土地體制改革，會拓展貨幣流入新流域，降低各方面負債率，形成更多良性資產，穩定貨幣金融體系，提振國民經濟長期的利好預期。目前城鄉存量土地，由于交易被管制，不能資本化，資金要素與土地要素不能優化組合，貨幣無法流入農村和農業，也不能流入城鎮一些可交易劃撥低價但閑置的土地。從現在貨幣投放看，工業由于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不足，過剩而投入不進去；城鎮房地產因行政寡頭壟斷市場、行政限購限價，沒有開征房地產稅，一放則漲，貨幣大量地流入，形成泡沫；地方政府和一些企業因過去負債率太高，借新還舊，資金體系自己循環，創造利息泡沫GDP。
能不能換一種思路緩解上述問題？
A． 利用土地資產疏通貨幣投放和流動。加快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讓貨幣流入基本沒有價格和低價的農村470萬億元、城鎮150萬億元，以及未來調水改土新增的200多萬億元土地，讓土地生活和生產資料變成資產和不動產。農民在土地上獲得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去購買工業品，就又可以通過消費，以及有需求后工業投資增加，使貨幣流入工業領域。
B． 降低國民經濟負債率。將無價值和價值很低的土地，變成有合理價值的資產，讓城鄉居民有更多的不動產財富，可以整體上降低居民部門的負債率；銀行抵押資產中增加許多是有合理價值、可市場交易的土地資產，其貸款的質量也會提高，其不良資產的比率也會下降；一些國有企業，特別如鐵路總公司，將給其劃撥和低價的土地，如果能夠交易，折價入資產，改革它們的資本結構，其資產負債率就會大大降低，并且這部分閑置和低利用資產由于可交易可抵押，會增強其資產的流動性。
C． 提振中國經濟信心。如果宣布農村和城鎮土地產權、年期和市場交易等方面的體制改革，未來有800多萬億元原來沒有價值的土地，現在變成資產，將會是中國貨幣價值穩定的一個基礎；許多流往國外購置土地、住宅和建廠的個人和企業投資，將會止住并投國內，一些境外資金也會流向中國購地購房投資建廠；大大減弱人民幣外流的意愿，增強外資流入中國的激勵，使人民幣幣值堅挺和穩定；中國第三次土地改革，將使中國經濟未來預期向好，股市和各種經濟指數預期都得到提振。土地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是未來扭轉國民經濟增長過度下行的關鍵戰役。
三、居民收入：生產與消費循環和平衡的極端重要性
索洛全要素生產函數模型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條件是：索洛全要素生產函數模型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條件是：市場可以通過要素投入和退出，通過不斷地出清，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如果生產過剩，必然是衰退，增長速度趨于下行。然而，我們從三個大的方面干擾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長。由于計劃生育時間太長和力度太大，經濟主力人口收縮，應有而沒有的人口最保守估計3億左右，其中沒有的勞動年齡人口造成的居民收入損失2017年為72658億元，占GDP的9.15%；由于戶籍等體制的阻礙，市民化的城市人口應當為97305.6萬人，應有而沒有的居民收入為79629億元，為當年GDP的10.03%；因限制農村土地交易和以地為本創業而損失的居民收入為56853億元，占當年GDP的7.16%。現在一些機構按照資金流量表計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近61%，這顯然誤差太大，不可信。按照2017年統計公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總人口，居民總收入只占GDP的43.65%，這與我們同樣發展水平國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偏差16個百分點。
如果沒有對人口增長、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農民土地財產和創業收入三個方面的干預和扭曲，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應當在68.94%，即使不考慮人口因素，后兩項還原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也應該在60.14%。從2017年國民收入的部門結構看，居民、企業和政府各自比為44︰20︰36。國民收入部門結構和GDP部門結構大體一致。其中，收入分配中政府、金融行業分配過多；生產結構中資本裝備、基礎設施（交通、城市建設等）內容過多。
我們按照上述損失的居民收入，以支出法計算和還原20我們按照上述損失的居民收入，以支出法計算和還原2017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72658億元〔干預人口增長損失〕×70.54%（全部居民收入消費率）+{79629億元（妨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損失）+56853億元（農民土地財產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損失）}×81.55%（農村居民收入消費率）=162554億元。2017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乘以人口總數，消費規模只占GDP的30%，比同樣發展水平國家一般50%的比例低了20個百分點。 通過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體制的改革，較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進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即還原一定發展水平上，市場經濟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占GDP的合理比例。至2035年，將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還原提高到65%，居民消費占GDP比例逐步還原提高到50%。
目前農業就業比例27%左右，與同樣發展階段國家12%左右的比例相差了15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之差為1︰4.14，農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城鎮戶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為1︰1.83︰3.06，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和擁有財富之差更大，我們估計的為1︰12和1︰18。
在這樣的數據格局中，當年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正處于人口遷移、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工業化和經濟高速增長的進程中，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壓力差很大。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農村居民5.7億人，2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農村居民5.7億人，24600元的城鎮非戶籍居民（大部分是從農村進城的農民工和小工商業者）2.3億人，這8億人中低收入人口占到總人口的57.6%。從這些數據看，城市化和工業化并沒有完成，還有至少10余年的時間。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結構上政府收入增長要慢于GDP增長，居民收入增長要快于GDP增長1.8個百分點，2019-2035年間，居民收入應當翻一番半。在此期間，計算的低和高兩種方案的GDP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方案，年均分別應當增長7.14%和8.17%，才能分別將居民收入還原到占GDP65%和50%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配方面，還是堅持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例過低的偏差永遠也扭轉不了，產能過剩問題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本文開篇就提到，未來17年，中國未來出口會遇到來自于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雙向的激烈競爭和擠壓。擴大國內消費需求，2019-2035年間居民消費規模低方案從31.17萬億元擴大到100.41萬億元，高方案從31.43萬億元擴大到118.40萬億元，這樣可能逐步從根本上平衡產能過剩，改變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局面，保證未來17年中有一個寬松的國內消費需求環境和條件，實現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四、一些可能有誤的提法和我們的商榷
21世紀的第2個10年中，經濟學界和經濟政策研究界就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提出了許多對策，各有所述，觀點不同。其中一些如果進入戰略、定之于規劃和施之于行動，可能有誤。這里提出我們的看法和建議。
1． 國內一些學者提出，未來經濟中低速增長是常態，不應當再強調GDP跨越式增長；國外一些學者，如斯蒂格利茨也向我們提議，不要將GDP增長看得太重。這可能有誤。
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我們也遇到了外部的制裁和內部的經濟下行，主流的經濟學家們幾乎一致主張，并向中央提出過中國適度經濟增長速度為5%為宜。后來鄧小平同志沒有聽取此建議，而是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增長目標放在了高速水平上。
二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壓力雖然很大，但是我們還有中高速增長的余地，關鍵是改革和選取正確的發展戰略。
三是美國這樣人均GDP6.2萬元美元的國家，還在強調經濟增長速度，中國不到9000美元，GDP增長如果沒有趕超，就跨越不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正確的提法可能是，發展是硬道理不動搖，盡可能釋放經濟增長的潛能，跨越式增長沒有錯，速度要支撐得住和快一些，同時提高效益和質量，并且追求居民收入、家庭財富和大眾消費占比越來越多的GDP。
2． 國內一些學者提出，工業化已經趨于結束，要去工業化。這是錯誤的。從中國農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群規模，農業就業比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與非農業勞動生產率比較，中國人均GDP水平等方面看，中國8億左右的人口基本和中等水平的工業社會物質需要還沒有得到滿足，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的壓力差還很大。中國還應該有15年以上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工業化時間。中國仍然處在工業化的發展階段。
3． 國內一些學者提出，中國經濟結構升級要服務業化，未來支撐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新潛能應當來自于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大。這種看法可能是錯誤的。這個內容，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曾經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一個趨勢，就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服務業比例向60%左右變動時，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下行到中速，甚至下行到低速。工業生產的特點是大規模、專業化和標準化，勞動生產率較高；而服務業則大多是小規模、個性化和非標準化， 勞動生產率較低。舉例說，一個工廠，可以一天生產一萬部手機，但是，無法在一個地點，在一天之內為一萬個人理發。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要再工業化，振興制造業，而我們卻要去工業化，可能說的有點偏激。因此，服務業過于快速升級，穩不住制造業，并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好，很可能會使增長速度快速下行。
4． 國內一些學者提出，對于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可以用技術進步、人工智能和產業創新，獲得新的增長潛能，支撐國民經濟并實現其新的一波中高速增長。這可能會有誤。加大基礎科學投入、推動技術進步、培育顛覆性技術群、實現新一輪產業革命，升級中國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獲得新增長潛能，是不得不推進的重大戰略。但是，什么時候新一輪產業革命會暴發，并會突然發力推動國民經濟實現一波中高速增長，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誰也不可能分析出哪一個時間點會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從下行轉變為上行。如日本1980年后，技術發明和產業創新的步子不能說不大，但是，也沒有將其國民經濟從中低速增長扭轉為中高速增長狀態。而且，如果新一輪的人工智能，更多替代勞動力，則會發生大量的原有知識結構的勞動力失去就業機會，并且財富越來越由資本和技術創造，工資性收入相對減少，發生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衰退。因此，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萬萬放松不得，否則增長速度下行的壓力會更大；但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寶，因產業革命新增長潛能什么時候爆發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則萬萬不能壓在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之上。
5． 一些學者給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當年里根在美國做了兩項事，一是減稅，二是通過拜都法案，促進技術進步；英國做了兩件事，就是減稅和降低國有經濟比重。而我們最后一些學者和政策研究部門向中央的具體建議，卻主要變成了去產能。實際上，我們與英國和美國當時情況不一樣的是，他們居民收入消費占GDP比例，要比我們現在高；我們經歷著一個出口拉動GDP增長力量下降過程之中。因此，人口收縮、遷移受阻和土地財產及以地為本創業收入不足，使國內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例過低，雖然表現為生產過剩，深層原因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不解決這一關鍵性問題，產能過剩就會常態化。而且，從這幾年去產能和環保督導的結果看，壓縮了民營企業，提高了下游競爭性企業的成本，不公平地增加了上游國有企業的利潤，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國進民退。
正確的方略可能應當是，供給側改革的重心是減稅費；不是行政性壓產，而是市場競爭中性公平貸款和企業債發行，讓過剩產能破產重整等退出；供給側改革與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雙向推進。
五、除了改革，還需要選擇和規劃中國經濟發展戰略
未來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人口變動、發展階段、回旋余地等條件，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動趨勢，是制定戰略的依據；實現兩個百年的宏偉發展目標，支撐住增長速度和盡可能加快發展，需要尋找關鍵、重點、有牽動性的重大戰略舉措；各個方面的重大行動方案，需要橫向的戰略配合和縱向的戰略銜接。
需要老老實實完成城市化和工業化重點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看，城市化水平不過70%或75%，就能夠進入高收入門檻，到達發達水平的國家，數量極少。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只完成了2/3。在目前建成區和建筑物城市化超前和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未來著重應當推進人口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徹底廢除城鄉和地域戶籍管制，使已經長期在城鎮居住和就業以億而計的非城鎮戶籍人口，更多進城的農民務工人口，能夠進得來、留得下，變成市民；讓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離開就業機會少和收入水平低的農村，到就業機會多和收入水平高的城市中去；向新進入城市的人口提供公平和均等的教育、醫療公共服務；降低城市房價、控制租金上漲、提供廉租房、多種形式建設住宅。使2018年城鎮戶籍人口只有5.74億，加上常住人口只有8.31億，到2035年時，城市人口增加到11.62億，完成中國城市文明的現代化。
克服低收入居民增收難，助力走完工業化路程。工業化克服低收入居民增收難，助力走完工業化路程。工業化是一個地區從經濟落后國家向發達經濟體邁進必經的過程。從2018年農村5.7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617元，農村居住性能質量舒適、農民日常生活消費水平，城鎮非戶籍2.59居民只有26300元左右，城鄉汽車普及率等指標看，8億多居民工業化時代的享受還沒有滿足。如果這8億多人有支付能力購買中高水平的工業品，不可能發生工業產能過剩的狀況。國民經濟還沒有到經濟服務業化的后工業時代，仍然需要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措施，在2035年左右，不要舍基礎而建樓閣，不是放棄和結束，而是腳踏實地完成中國基本的工業化進程。圖
改革推動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估計我們對照市場經濟的標準，考慮GDP在政府與企業支出和資本間分配、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資金要素國有與民營間的供給等等方面進行體制改革，并實施市民化城市化和延長工業化的戰略，觀察其帶來的新增長潛能，居民收入和消費改善帶來市場需求環境的變化，從而估計2019-2035年改革能夠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趨勢，如上圖所示，低方案，我們可在2029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方案，可以在2025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調水擴土戰略性工程
如果考慮老齡化趨勢，再加上疏通城鄉人口要素模塊的如果考慮老齡化趨勢，再加上疏通城鄉人口要素模塊的淤積和之間的循環和流動，加大中國經濟發展的回旋余地，我們還考慮了一個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擴大發展空間的戰略。
其意義在于，其不僅在建設期擴大投資需求，在建成后增加可利用土地，增加國家、企業和居民新的資產和不動財富，在新土地上可以新建設農場、工廠、交通、城市和農村新社區等，形成新的產業和市場區域。對于國民經濟增長，有著其他單一投資建設項目無法比擬的關聯性強、綜合方面多、各環節接續、乘數性放大、發揮功能久遠等推動作用。
中國是一個水利弱國。2017年止，美國人口為中國的四分之一不到，國土面積與中國相當，調水規模300億立方米水，人均調水94立方米；印度13.4億人口，國土面積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調水1386億立方米水，人均調水103立方米水，每平方公里調水4.7立方米；加拿大不到3700萬人，人口為中國的2.6%，調水1390億立方米，人均3757立方米，每平方公里調水1.4立方米。而中國調水只有337億立方，人均調水量只有24立方米，每平方公里調水也只有0.35立方。
水利強國，促進百年復興。在目前已經建成337億立方米調水能力的基礎上，再建設和形成750億立方米左右的調水能力，使中國未來總調水能力達到1100億立方米左右。在北部新經濟帶，調水改土，增加耕地、園地、林地、建設和生態用地總面積9.6億畝到12.3億畝，擴大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可利用國土空間。遷移人口、加快市民化的城市化，轉移農業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到2035年，農業勞動力就業比率從目前的26.5%下降到3.55%；農業就業勞均耕地面積從目前的9.9畝提高到2035年的128.6畝，非農業與農業勞動生產率比從4.27∶1降低到1.8∶1。從土地財富和資產看，增加土地資產總價值將為175萬億元到232.5萬億元，如果調水改土從2019年開始，到2035年結束，17年中，每年可平均增加10.29萬億元到13.68萬億元土地財富。按照調水改土低方案和高方案可以分別獲得的經濟增長潛能1.11和1.48個百分點。這對于上述市場化改革、市民化城市化以及延長工業化，又是一個保證性舉措，使得我們萬無一失地完成第一個百年發展目標，實現經濟社會的初步現代化。（信息來源：新浪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