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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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逐漸消除地理區隔的今天，城市最大的財富是人，城市發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遷徙和日常流動的障礙。
人口是城市興衰的晴雨表。人不僅是城市的建設者、生產者和消費者，亦是新知識的創造者、新思想的傳播者和新技術的應用者。城中擁如此這般之人，世間才有這樣那樣的城。人口多寡決定了城市的規模，人口結構塑造了城市的性格，人的進取心奠定了城市演化的格局，人的想象力劃出了城市發展的邊界。我們用最新的統計數據考察城市常住人口的增減，發現有的城漸為智慧的淵藪，有的市難掩衰老的容顏；我們用手機大數據分析日間流動人口在城市間的移動，發現此城在熙熙攘攘間釋放活力，彼都在門庭稀落中黯然無光。近兩年，中國城市人口已現新變局。
“南北均衡”轉向“南快北慢”
長期以來，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城鄉人口轉移，城市制造業和建筑業吸納了大量農村轉移人口。近年來，各類城市產業結構演進趨于多元化，一二線城市新增勞動力需求以服務業為主，城市間高素質人口的遷徙成為人口流動新特征。為此，我們首先考察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域常住人口的變化。
城市人口增長由“南北均衡”轉向“南快北慢”。2010年-2015年，全國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長839.9萬人。其中，南部城市年均新增509.8萬人，占全國新增人口的60.7%；北部城市年均新增330.1萬人，在全國新增人口中占比39.3%，大致表現為“南北均衡”特征。2015年-2017年，我國城市人口年均增長874.8萬人，“南快北慢”的趨勢更加明顯：南部地區城市新增人口688.3萬，占全國的比重為78.7%；北部地區城市新增人口186.5萬，占全國比重僅為21.3%。
從區域來看，2015年-2017年，華南、華東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超六成（65%），其中廣東、江蘇、山東的城市年均新增人口為163.8萬、99.8萬、76.8萬，新增人口占比分別提高8.7個、8.8個和2.4個百分點。西南和華中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長122.1萬、114.0萬，新增人口占比分別提高3.7個和3.0個百分點，其中云南、河南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分別提高2.8個和3.0個百分點。華北和西北的城市新增人口比重分別下降8.1個和2.2個百分點，其中北京、天津新增人口比重分別下降5.0個、5.5個百分點。東北的城市人口出現絕對規模下降，年均減少36.3萬人。
城市群人口增長的“南北均衡”同樣被打破。“十三五”規劃中的19個城市群承載了全國近八成人口。2010年-2015年，城市群人口增長的南北比重大致為4∶3。2015年-2017年，南方8個城市群人口增長均有提速，年均新增人口578.5萬人，占全國城市新增人口的66.1%。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其新增人口比重（15.8%）比2010年-2015年提高9.5個百分點。同期，11個北方城市群年均新增人口138.7萬人，只占全國比重的15.8%。除中原、山東半島和蘭-西城市群之外，京津冀、關中平原、呼包鄂榆等城市群人口增速放緩，遼中南和哈長城市群人口明顯下滑。近兩年南北城市群新增人口之比已驟變為4∶1。
中間規模城市人口驟升，規模兩端城市放緩
我國城市人口增長格局經歷了非線性的空間演化：從20世紀80年代遍地開花的小城鎮，到90年代向東南沿海大中小城市集聚，再到21世紀往中西部區域性大城市回流，近兩年則表現出“中間漲兩頭落”的特征。
近兩年，擴張最迅猛的是人口規模在700萬-1500萬間的城市。2015年-2017年，人口規模在1000萬-1500萬間的城市年均新增217.8萬人，新增人口比重（24.9%）比2010年-2015年提高9.8個百分點，其中成都、深圳、廣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別提高了6.5個、4.1個和3.8個百分點；人口規模在700萬-1000萬間的城市年均新增204.8萬人，新增人口比重（23.4%）比2010年-2015年提高5.4個百分點，其中西安、長沙、杭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別提高4.2個、2.0個和1.8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處于人口規模兩端的城市放緩了人口擴張的腳步，大都市圈效應初步顯現。
中小城市人口增長整體放緩，但出現結構性分化。2015年-2017年，人口700萬以下城市年均新增人口425.1萬，新增人口比重（48.5%）比2010年-2015年下降7.5個百分點。其中，華南和華東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長仍然較快，如珠海、泰州等；華中、西南、西北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速放緩，如信陽、荊州、資陽等；東北不少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0萬以上。
超大型城市人口增長放緩，大都市圈效應開始顯現。2015年-2017年，總人口1500萬以上的超大型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重慶按市轄區人口計算）年均新增人口27.1萬人，新增人口比重占全國城市的3.1%，比2010年-2015年下降7.8個百分點。2017年，北京、上海和天津首次出現人口絕對規模的減少，分別下降了2.2萬、1.4萬和5.3萬人。與此同時，超大型城市呈現出人口向周邊中小城市疏解的都市圈效應。以北京為例，雖然近兩年人口增長趨緩，但周邊的廊坊和保定市年均合計增長14.9萬人，比2010年-2015年年均多增4.5萬人。
擴張、飽和與收縮的城市比重為4∶5∶1
按人口增長絕對規模和相對比重，我們將中國的城市分為“擴張的城市”（絕對人口和相對比重雙升）、“飽和的城市”（絕對人口升、相對比重降）和“收縮的城市”（絕對人口和相對比重雙降）。
隨著城市承載力提高，我國處于擴張狀態城市的比重提高。2015年-2017年，處于擴張、飽和與收縮的城市比重分別為37.4%、53.1%、9.4%。與2010年-2015年相比，擴張的城市（107個）增加16個，飽和的城市（152個）減少9個，收縮的城市（27個）減少7個。
一線城市出現分化，北京和上海從擴張區間進入飽和狀態，而廣州和深圳仍在擴張通道。超六成的二線城市在擴張，近四成的二線城市居于飽和，二線城市未現收縮現象。三線城市也以擴張居多（47%），飽和者占44%，有8.3%的三線城市處于收縮狀態。24個四線城市在收縮，但仍有34.3%的四線城市處于擴張狀態。
從區域來看，2015年-2017年，華南城市約六成（59.5%）處于擴張，且無一城市在收縮，即使如茂名和玉林等三四線城市也在快速擴張。華東處于擴張與飽和的城市各占近五成，擴張的城市比重提高16.7個百分點，一些鄰近核心城市的三四線城市（如馬鞍山、嘉興和漳州等）增長較快。華北超過四分之三（75.8%）的城市呈飽和狀態，雖然收縮城市比重降到3%，但擴張城市比重也降為21%。華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如鄭州、武漢、成都、重慶、西安）擴張趨勢明顯，但收縮城市比重也達9.5%、15.6和10%。東北城市出現極端分化，53%的城市擴張，41%的城市收縮，東北地區的三四線城市人口向核心城市轉移的趨勢明顯。
人口離去并未給收縮城市帶來繁榮。有一種觀點認為，落后地區的人口奔赴他鄉之后，由于人均資源增加，會使得按人均收入計算的發展水平提高。我們考察了2010年-2015年期間出現人口收縮的城市，發現其中31個城市的人均GDP增速在2010年-2017年間下滑；如果考慮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因素，仍有26個城市的人均GDP增速下滑幅度超過同期全國的下降幅度。由此可見，人口收縮和城市衰退形成了正反饋效應，收縮和衰退相互強化。
大數據視角下的城市日間人口流動
過去20年間，交通基礎設施將全國大小城市連接成網，人們對海內天涯的感知從空間距離轉為時間距離。從1998年到2017年，我國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從13.3公里增加到49.7公里，鐵路密度則從0.69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1.32公里/百平方公里。在這樣一張城市網絡中，你可以在北京朝飲豆汁兒，在上海午食湯包，在廣州暮啖腸粉，知己在比鄰。
相比美食地圖，我們用日間人口流動大數據繪制了更為精密的經濟地圖。不同于常住人口流動所反映的長期遷徙，“日間流動人口”是某日由一個城市前往另一個城市的人口，其行為背后蘊含著貿易往來、資金轉移、技術溢出和思想交流，反映了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是觀察城市活力、區域分工和商貿興衰的重要指標。借助于手機大數據，我們可以從分析常住人口的年度遷徙規律，進一步推進到辨識人口日間流動的行為特征。基于對逾10億百度手機用戶的分析，我們構建了全國日間人口流動的圖景。
華東華南日間人口流動規模高。2017年，華東和華南地區各城市的日均流動人口規模占全國近五成，比2016年分別增長91.9萬和25.5萬，但占全國比重卻分別下降0.06個和1.4個百分點，反映出其他地區人員流動性的提高。
其他地區流動性有所增加。2017年，華中和華北地區的日均流動人口數比2016年增長57.2萬和51.3萬，比重上升0.6個和0.4個百分點。東北和西南地區的人口流動性也有所提高，占全國比重比2016年提高0.3個和0.2個百分點。西北地區的日均流動人口數占全國比重保持在6.2%。
一線和二線城市是日間人口流動的主要節點。流動性最高的20大城市日間人口流動占全國的比重為32.1%，前50大城市達50.7%。日間人口流動集中發生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及成都、鄭州、西安、重慶等中西部二線城市。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長雖趨緩，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動數為71.0萬和53.5萬人，仍比2016年增加8.2萬人和7.5萬人。東北三省常住人口雖下降，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動數也比2016年增加26.9萬人，占全國比重由6.4%上升到6.7%，顯示出經濟活力復蘇的跡象。
后發城市群外部流動性高
我們將城市群的日間流動人口（A）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城市群內部的人口往來（B），另一部分是城市群與外部城市間的人員交流（C）。我們以“B/A”衡量城市群的“內部流動性”，以“C/A”測度城市群的“外部流動性”。我們通常會認為，發達地區的城市群開放性更高，其日間人口流動中來自城市群外部人員的比重，會比后發地區的城市群更高。
令人意外的是，外部流動性高的城市群均位于后發地區。2016年-2017年，中原城市群是外部日間流動人口規模最高者，每天約有129.5萬人進出其間。外部流動性指標超過50%的城市群，包括了天山北坡（77.4%）、呼包鄂榆（61.4%）、北部灣（58.2%）、中原（57.5%）、蘭州-西寧（56.6%）、山西中部（54.3%）等城市群，均位于后發地區。
高外部流動性意味著這些后發城市群的工業體系尚未自成一體，主導產業以資源型產業或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需要通過與城市群外部形成頻繁的人員流動，來帶動資金、技術、產品等充分交換。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后發城市群核心城市與城市群外部的交通商貿資金網絡聯通性，要高于其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的聯通性。
發達城市群內部流動性高。雖然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日均外部流動人口規模分別達到121萬人、84萬人和70萬人，合計占所有城市群外部流動人口的36.9%，但三者的內部日間流動人口數幾乎是其外部日間流動人口的2倍，內部流動性指標分別高達63.7%、65.4%和66.3%。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和長江中游等所有較發達地區的城市群內部流動性也都超過50%。
發達城市群能夠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內部的交通、物流和商貿網絡發達，城市群內部的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形成互補的分工，因此內部人員往來相對更頻繁。由于歷史原因，成渝、關中平原、哈長以及遼中南城市群的產業體系也較為完整，因此其內部流動性也保持在63%-73%的高位。
華南和一二線城市活躍度高
西南和四線城市活躍度低
前文分析了日間流動人口的絕對規模，下文以“日間流動人口占全國比重/常住人口占全國比重”衡量城市群的相對活躍度。如果這一指標大于1，則表明該城市群人員流動的活躍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反之則活躍度較低。
按該活躍度指標，2017年全國有32個“極活躍城市”、50個“高活躍城市”。華南城市活躍度一枝獨秀，西南城市活躍度較低。華南地區是我國日間人口活躍度最高的地區，整體活躍度高達1.4，其中37.8%為極活躍或高活躍城市。華北地區的整體活躍度為1.1，有39.4%的城市處于極活躍或高活躍狀態。華東地區活躍度為1.0，整體也處于高活躍狀態，28.2%的城市為極活躍或高活躍城市。西南地區活躍度最低，雖然成都（1.5）、昆明（1.1）和貴陽（1.1）等核心城市的活躍度較高，但其整體活躍度僅有0.8，超過四分之三（78.1%）的城市處于中低活躍度。
一線和二線城市活躍度優勢明顯，交通和經貿網絡不暢的四線城市極不活躍。一線城市中，廣州、深圳和北京屬于極活躍城市，活躍度分別為2.6、2.3和1.9；上海屬于高活躍城市，活躍度為1.3。二線城市逾五成（53.8%）為極活躍城市，30.8%為高活躍城市，沒有低活躍城市。三線城市有五成為極活躍或高活躍城市，且多位于一二線城市周邊，中活躍城市比重為41.7%，低活躍城市只有8.3%。四線城市則有近八成（79.0%）的城市處于中低活躍狀態。
幾點延伸思考
城市規模之辨。在現代科技誕生前，從羅馬到長安，大型城市多為帝國首都。雖然羅馬龐貝古城的一些房屋與下水道系統相連，但運走污水的不是下水道系統而是奴隸。彼時的大城市依靠強權集聚稅收和人力。從運河到公路，從電力到無線電，從高鐵到互聯網……技術進步不斷優化交通網絡、通信網絡和分工網絡，城市的定義在改變，城市的數目在增多，城市地理邊界在擴大。
如今，智能技術進一步促進了城市網絡效應，城市規模擴張已不以單一行政單元空間的人口增加為唯一標志，還表現為相鄰城市間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也許，我們不必過多執著于單一城市的人口增減，而應更關注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連接性和活躍度。
城市密度之辨。有人以東京再中心化為據，強調提高我國超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必要性。但筆者此前基于街道人口數據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整體人口密度遠低于東京，但北京和上海市中心（0-10公里范圍）人口密度為2.1萬人/公里2和2.6萬人/公里2，遠高于東京（1.3萬人/公里2）。而東京中心城區人口回流，也非創新引導集聚的結果，而有著深遠的經濟社會背景。
在需求端，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以往在衛星城相夫教子的模式被打破，需要在靠近工作地的區域居住；在供給端，20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破滅推動市中心房價下跌，近年政府也放寬高層公寓建設的限制。在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區人口密度已達峰值時，不宜再強調增加中心城區的公共資源以進一步集聚人口，而應以公共資源在都市圈范圍疏解來改變其人口“內極密外極疏”的分布。
搶人借人之辨。近期，不少城市出臺吸引人才的優惠政策，體現了其擴大常住人口的努力。事實上，日間流動人口更能反映城市的經濟活躍度。在城市網絡理論中，不僅資金要素可在流動中實現跨區配置，人力資本也可在日常流動中實現跨區“借貸”。我們不僅要繼續減少束縛常住人口遷徙的體制障礙，還應降低人口日常流動的阻力。
在各地“搶人”方興未艾之際，嘉興“雙休人才”政策頗有意味：對其認定的高端人才，只要在周末期間前往嘉興工作，交通、食宿等費用由政府補貼。為提高人力資本日常流動性，還可著力推進城際交通的無縫銜接，完善短租住房制度，試行高鐵年票制，發展共享辦公服務，并為商旅人士子女提供短期入學便利等。
比較優勢之辨。為何城市發展有云泥之別？地理決定論似乎是最輕松也最不容置疑的回答，與海港的距離、距省會城市的遠近在實證研究中表現出或高或低的顯著性。然而，寫出《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簡·雅各布斯，在其另一本著作《城市經濟》中反駁：許多從事大規模貿易的城市都處在非常不利于貿易的位置上，比如洛杉磯；相反，緬因州擁有許多優良的港口，卻沒有因此發展出太多城市。
城市的命運并非天注定，而是靠城中之人來創造。公元前600年的阿爾凱奧斯在描寫希臘的城市時一語中的：“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頂或堅固的城墻，也不是運河和船塢，而是善于利用機會的人們。”在技術逐漸消除地理區隔的今天，城市最大的財富是人，城市發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遷徙和日常流動的障礙。(卓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研究室主任；張穎 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