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北京每5個人中有1個是外地人。如今,3人行至北京街頭就可能有1個來自外地。而在城鄉接合部的街頭,這個比例極有可能倒掛。
外來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城市生命線疲于應付,為了阻止他們的腳步,這座夢想之城筑起了柵欄。
即便如此,每天仍有源源不斷的人潮涌至汽車站火車站,他們從哪里來你或許不得而知,但是終點卻是這里。他們為什么奔赴這里?帶來了什么?這座城市又給了他們什么?
對此,本報記者在本市除遠郊區縣外的11區縣中,選取55個外來人口的有效樣本進行了統計分析。
統計調查顯示,外來人口就業的比例甚至超過99%。這說明我們的城市需要他們,他們從事的低端服務業是許多所謂高端人群生活必須要的,如果沒有他們城市就癱瘓了。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教授段成榮
在哪里貢獻GDP就該在哪里享受與之相應的公共服務。政府不應該用外來人口貢獻的財政收入多倒貼給戶籍人口提高福利。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
人們為何離家
記者從本市除遠郊區縣以外的11個區縣中,每個區縣選取5名收入水平不同的流動人口,進行了樣本統計分析。其中在55個有效樣本中,僅有2人來京目的是為了照顧子女的小孩,3人表示北京機會多就業環境好,而其他人直截了當地表示來京目的就是為了賺錢。
5月30日早高峰,13號線龍澤城鐵站外,李英的煎餅車被上班人流襯得毫不起眼。何況,像李英一樣駕著烤串車、灌餅車、豆漿車的小販不下50個。
即使同質化競爭如此嚴重,一個早上,李英也能賣出30多個煎餅。如此收獲讓這個36歲的河北農婦頗為滿意。“在老家也不少干活,掙的還不夠吃!”
2006年李英隨做建筑工人的丈夫來京,與他們一同離開村子的還有五個人、兩對夫婦和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小伙子,終點站自然是離家不算遙遠的北京。
李英一家租住在城北市場附近的農村自建房中,大女兒因為到學齡已回老家讀書,不夠學齡的小兒子留在身邊。如今,他丈夫在13號線另一個流量大站回龍觀站也賣煎餅。兩人一個月能賺3500多元,這相當于他們在老家三個月的收入。
賺錢!記者采訪的55個有效樣本中,僅有2人來京目的是為了照顧子女的小孩,3人表示北京機會多就業環境好,而其他人直截了當地表示來京目的就是為了賺錢。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教授段成榮稱,80年代初剛剛出現人口流動時,北京的流動人口就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2.07%,現在是3.19%。“表面看,只有一個多百分點,但是總的流動人口大盤在增加,你分享的份額也增加,這個規模不容小覷。”
人們為何來北京
資源過分集中到大城市,加之縣域經濟發展培育不夠,使得整個廣大的中西部城市發展嚴重不足,無法容納這么多勞動力。因此,“北上廣深”當仁不讓地成為“主力”。
不容小覷的流動人口規模使得北京的城市生命線疲于應付。可是,即使日益上升的不幸福感愈加困擾著這座城市,這里依然是人口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副教授謝川豫表示,外來人口大量涌入是地區間差異巨大造成的直接結果,北京就業機會更多,醫療條件更好,文化資源更豐富,自然吸入人口的流入。
一項由北京社科院完成的《北京人口調控國際比較研究》的報告中稱,外來人口大量涌入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速度過快。北京的人均基本建設投資全國第一,每年新完工住宅都相當于新建一個有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從市場的角度而言,北京發展到一定的規模自然會帶來人口的聚集。但對北京來講,資源的集聚主要是靠政府而不是市場。”在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看來,集聚的資源成本沒有制約是北京城市規模失控的主要原因。“誰能說得清楚北京的水、電、氣、煤完全的真實成本究竟是多少呢?政府控制發展要素,掩蓋了城市發展真實的市場成本,大城市因為大權力成為相對的大優勢。”
總之,在行政聚集的種種資源的誘惑下,流動人口以“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勢,逐漸將北京外來人口的比例提高至35.9%。
這種集聚的速度從全國的大背景來看毫不為怪。段成榮稱,按照城市化的勢頭,未來十年內還要有幾億人進城,總要有地方去。資源過分集中到大城市,大量的人口流向“北上廣深”。而在北京,占相當規模的從事低端服務業的外來人口,逐漸集聚在城鄉接合部地區農民的自建出租房內。
隨之而來,簽訂房屋租住合同比例低,消防、衛生條件不達標,治安狀況嚴重,簽訂勞動合同比例低等一系列問題凸顯出來。
他們帶來了什么
根據相關公開數據統計,本市外來人口對于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達到20%。而這項指標極有可能超過20%,因為公開統計中流動勞動力往往比實際數量要少,因此將真實流動勞動力的數量考慮在內,份額更高。
流動人口問題確實已經成為多個區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以大興區為例,外來人口倒掛現象嚴重,倒掛比例最高的達到1:20。
比如舊宮的一個村,常住人口3000多人,外來人口3萬多人。有80多家小加工、小餐飲、小洗浴、小修理等行業,專門為外地人口服務。這樣就引發了一些無照經營、非法辦學等問題。近期發生在大興的“4·25”火災,將上述種種問題一并暴露在火光之下。
只是,與人口集聚帶來的負面效應相對,流動人口本身也以自己的力量為北京做著貢獻。
在記者統計的調查樣本中,除去2人無業以外,其余53人全部實現就業,就業率近97%。其中,29人從事著賣菜、家政、理發、裝修等城市生活必須的服務工種。
而段成榮做的調查統計中,外來人口就業的比例甚至超過99%。“這說明我們的城市需要他們”。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也認為,城市人口的集聚是按照多種就業需求和創業渠道進入的。低端生產和服務領域的勞動者永遠成為城市人群的合理組成部分。
一項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的調查統計,也證實了外來人口的貢獻力。根據相關公開數據統計,本市外來人口對于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達到20%。
另外,以辯證的角度來考慮,人口流入造成城鄉接合部地區混亂的同時,也給當地村民增加了超過2/3的經濟收入。
北京給他們什么
記者統計樣本中,80%的外來人口對于目前公共服務的狀況不滿意,子女受教育問題是他們最為頭疼的事,這個問題可能是決定其是否留在北京的主要原因。
的確,本地農民用房出租和流動人口低價租用已成為一個共生體。這個共生體也在某種意義上,證實著外來人口已經走進并融入這個城市的生活。
而針對他們給北京帶來的利弊,謝川豫的觀點是,流動人口在城鄉接合部地區呈現出的無序混亂的狀態不能一味歸咎于流動人口本身。
她認為,目前隨著人口集聚而暴露的一些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管理者造成的,在消防、衛生、市容等許多環節的管理上是存在疏漏的。流動人口的問題也反映了政府管理效率低下或者說管理的方法難以跟現狀的更新相結合。
基于這種分析,謝川豫認為,如今要解決這個問題,也需要雙向的舉措。一味限制流動人口是行不通的,需要加強管理和服務。
北京市社科院外國所所長白志剛也認為,為北京做貢獻的,都應該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可是,他指出,這在目前是實現不了的。
他認為,目前北京無法“一視同仁”并非是觀念的問題,更多是戶籍制度決定的。在全國經濟發展地區不平衡的情況下,戶籍制度尚不能一下子放開,否則人們都到北京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也是目前地方財政的財稅體制決定的。“中央財政規定北京市的財政只管北京市的人,無法解決全國人在北京受教育的問題。”白志剛舉例稱,“如果你非法移民去紐約,就受不到保障,沒把你驅逐出境就不錯了,你還要最低保障嗎?在目前的現實下,道理是相通的。”
這些人何去何從
記者調查統計的55個人中,已有12個人在人口調控中準備“逃離北京”,另有9人表示再掙點錢也回老家了。
在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情理和現實制度的法理存在沖突的情況下,當局者境地略顯尷尬。
對此,謝川豫表示理解:“我們作為學者可以很容易指責管理者的疏漏,可是當局者面對短期主要矛盾時又不得不考慮特殊的行政手段。”
“但是,有一個路子肯定行不通,那就是管控的思維,決不能以行政的手段驅逐或者變相驅逐流動人口。”謝川豫稱,《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北京市外地來京人員戶籍管理規定》《北京市外地來京人員租賃房屋管理規定》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均清理或廢止。從2005年到現在,沒有一個手段允許驅逐外地人
而在記者調查統計的55個人中,已有12個人在人口調控中準備“逃離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