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體在過去兩三年來一直不斷質疑一件事,就是沒有聽說全世界哪一個國家是依靠城市化、房地產這樣的大規模建設實現了現代化。這句話說得挺對,但是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躲過大規模人口向城市集中,住房大規模改善,基礎設施大規模完善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迄今所面對的許多重大的戰略難題,正是和城市化戰略中的缺陷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蘇南,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興起了鄉鎮企業。到90年代中期的時候,鄉鎮企業雇傭了超過1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國民經濟總量、出口創匯總額和國家稅收總額中,所占比重超過1/3。但是這樣一個良好的勢頭,被我們一個有缺陷的城市化戰略扼殺了。
當時的政策叫“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由此痛失了中小城鎮發展的良好契機,痛失了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機會。那個時代,中國的市場還處于賣方市場,所以這些鄉鎮企業的發展欣欣向榮。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后,這個市場完全扭轉為買方市場,鄉鎮企業幾乎全部退出歷史舞臺。
當前,中國面臨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但是為什么不能接受過快過猛的人民幣升值呢?因為人民幣升值一定會傷害一大批外向型中小企業,被排擠出去的首先是那些在勞動力市場中競爭力最脆弱的農民工。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可能有二千萬人到三千萬人被迫返鄉,帶動的是二千萬個到三千萬個農村家庭重新返貧,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戰略存在的缺陷。過去的十年,由于客觀原因,我們不得不把建設的資源、政策集中在少數的幾個大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也包括南京、濟南、杭州、青島等城市,而沒有形成一批同樣有發展潛力、有競爭力、有就業機會的二三線城市和中小城鎮,所以一遇到國內外經濟背景的大變動,農村勞動力只能夠在長三角、珠三角這些發達地區到貧困山區兩極之間擺動,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二三線城市緩解和承接他們的就業,較為被動。
實際上還不止于此。早在十年前,沿海地區的發展主要是城市經濟發展帶動的,而在廣大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主要是城市發展不足帶來的經濟發展的困境。中部六省,陜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六個省會城市,除了武漢略大,其他五個省的省會城市規模、基礎設施和經濟總量發展不充分,起不到區域和中心城市的作用。這樣的城市化率顯然不能滿足現代化重要任務。
當前,城市化已經從最開始的大規模建設住房、福利分房、鼓勵單位建設住房、城市開發區建設逐步走到了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江蘇省就有蘇南城市群以及沿海城市群,也包括南京都市圈。當前,城市群戰略已經成為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特點。而如何發展城市群,我認為要進行三個改革。
第一要進行體制改革。南京不是今天才成為長江重要門戶的,南京在計劃經濟年代是最受寵的寵兒,比起長三角的任何城市,得到計劃經濟的乳汁都是最多的。為什么那個時候沒有實現我們想要的發展呢?最重要的是改革。緊緊把南京城市轉型發展立足于政府的力量是不充分的,還要強調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包括民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和更大程度的開放市場,使南京成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都市。
第二要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南京地處兩省交界,也承擔著與蘇北地區相互帶動促進的作用。中國已經到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發展階段,城市群戰略一定要打破舊體制下行政區劃分割導致的低效率和高成本。
第三是到了大刀闊斧地破除城鄉壁壘的時候了。真正解決城鄉協調發展,讓更多老百姓分享城市化、市場化和經濟發展的好處。坦率說,中國農民和中國城市居民之間的矛盾,城鄉之間的經濟矛盾,主要不僅僅是收入差距問題。真正矛盾爆發的前沿主要有三個,第一是城市擴張中的土地征用問題,第二是在城市經商務工的農民工的城市福利資源的均衡化覆蓋問題,第三是農產品在城市中的銷售價格問題。這三個矛盾都是因為現在依舊存在的城鄉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