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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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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著口號前進
新中國的城市化無不系于 六十年的跌宕歷史。那些在關鍵節點上曾經改變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綱領性文件，抑或一時的主流陳述，以期能勾勒出人口大國身份轉變的艱辛歷程。
1949：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
全國解放后，新中國的造城運動由是開端。
當時的《人民日報》刊登社論《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提出“在舊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統治階級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 費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著現代化的工業（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費城市的性質。它們的存在和繁榮除盡量剝削工人外，則完全依靠剝削鄉村。我們進入大城市 后，絕不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而要消滅這種現象，就必須有計劃地、有步驟地、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
“從當時國情來看，把建設城市拿到如此高度并不奇怪。”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認為，那時除上海、武漢、天津等沿江靠海的港口 城市外，全國大多數城市并沒有現代化工業，加上基礎性薄弱，所以，共產黨執政后必然要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而使工人階級成為城市的主體則帶有鮮明的鞏固政 權的目的，因此也就有了毛澤東當時在報告中的“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的提法。
1955：沒有特殊原因，不建設大城市
城市生產如期推進，1952年，國家開列了按照工業建設的比重分類建設城市的計劃，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城市建設會議為保證五年計劃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城市建設的速度必須由工業建設的速度來決定。城市建設必須集中 力量，確保國家工業建設的中心項目所在重點工業城市的建設。
當時工業布局還沒有傾向于中小城市，而且城市與現在并不一樣，沒有很多區縣。寧越敏說，糧食統購統銷是當時時代特征，可副作用直接導致合作化運動， 造成農村不穩定，就連百姓口糧也緊張，在物質原本匱乏的前提下，國家要快速發展，自然要想出絕妙辦法。
1955年9月，國家建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原則上以中小城鎮及工人鎮為主，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建設中等城市。沒有特殊原因，不建設大城市。”其 實，這些舉措目的在于抑制消費，為工業化進行原始積累。
當然，領袖毛澤東依然還有“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農村去，建立許多小城市。在原子戰爭的條件下，這樣也比較有利”的戰備考慮。
1960：三年不搞城市規劃
六十一年建國史中，“大躍進”是個瘋狂而又錯誤的時期，也直接催生了中國第一次的逆城市化進程。
由于全民大煉鋼鐵，各地工業建設盲目冒進，導致工業區遍地開花，另外，不計成本，大建樓堂館所，造成城市數量和城市人口驟增，各城市不切實際地擴大 城市規模，急于改變城市面貌。那時，夢想比天大，蘇北鹽城要搞成100萬規模的大城市，湖南株洲要把20萬人口擴容到60萬-80萬，湖北襄樊的遠景是 120萬。
當政者最后認為是城市規劃出了問題。正在如此混亂狀態下，1960年11月召開的第九次全國計劃會議上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規劃”的決定。這是新中 國第一次逆城市化運動的肇始。原來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又被遣回原籍。1961-1963年間，全國城市總數合計減少25座。
1966-1976年：“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
十年文革期間，中國城市化嚴重停滯，國家以大量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和嚴格限制農民轉變身份的城市政策，通過抑制城市化來推動工業化的方式推到極 限，城市建設幾乎停止。
十年間，超過1700萬城鎮知識青年，被送至邊疆和農村，“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成為當時流行的慷慨激昂的意愿表達。
這句話出自甘肅會寧縣50歲農民王秀蘭之口，刊發在1967年的《甘肅日報》，后來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80：切實做好城市的整頓工作
文革期間，中國城市規劃方面的隊伍全部解散，相關工作處于停滯狀態。直到1978年3月，國務院召開了第三次城市工作會議，批準了《關于加強城市建 設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切實做好城市的整頓工作”，即“控制大城市規模,多搞小城鎮”。何為大城市？即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城市。
這次會議還規定，從1979年起,在所有省會城市和城市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大城市不含三大直轄市,以及對外接待和舊城改造任務大、環境污染嚴重的城 市,試行每年從上年工商利潤中提成百分之五,作為城市維護和建設資金。
這次會議還強調指出“要建設好城市，必須有科學的城市規劃，并嚴格按照規劃進行建設”，指出“市長的主要職責,是把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好。”
兩年后，國家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名單公布，盡管只有區區24座，但這預示著，以工業為中心的建城模式正在悄然扭轉，不計后果的運動造城模式，有所收 斂。
1980年代造鎮，1990年代造城
1983年，費孝通先生《小城鎮，大問題》一文的發表，一段時間里，小城鎮為主的分散式發展道路成為理論界與決策層的主流思潮，全國小城鎮遍地開 花，小城鎮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發展。1985年也只有建制鎮2851個，而到1992年，建制鎮就達到14182個，短短幾年時間就增長了約5倍。
1990年生效的《城市規劃法》規定，“國家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促進生產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也是這年4月18日，中央宣布浦東開發開放。雖然比深圳特區晚十年，但寧越敏記得，當時這一政策廣受爭議，因為浦東開發有悖于那一年實行的《城市規 劃法》的國家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的規定。后來公開的解釋是，這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但有內涵的開發，事實上，也是從浦東開發，各地激進的城市化進程由此 拉開大幕，而城市規劃法也幾乎淪為一張白紙。
1998年10月，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小城鎮戰略。
2000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指出，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要不失時機實施城鎮化戰略。
寧越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0年10月編制十五規劃時，城市化首次被提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來，提出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促進城鄉共同進步。 2004年，振興東北、中部崛起被提升到國家戰略。
2005：“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
而對于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城鄉差距已經是不可回避的障礙，三農問題成為最后一塊成敗攸關的決勝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向被正 式提出，到今天，新農村建設仍是各地基層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到處能看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橫幅和標語。
最早提出“建設新農村”口號，是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該文件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的政策。
什么是新農村？國家領導人用短短20個字概括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國內外 觀察家評論，這契合中國傳統文化對于鄉村社會的想象。
事實上，1999年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在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當時他在一個小型討論團體———“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一次發言中 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就在同一年，他提出應該不失時機地進行“新農村運動”，也就是后來風行全國的新農村建設。
2007：圈、群時代
在相繼推出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國家戰略后，中國城市化進入畫圈時代。
不過，各地城市化進程中暴露的諸多問題也接踵而至，豪華、奢侈的大規劃、大廣場、大綠地、大立交目不暇接。對此，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中科院院士陸 大道給國務院時任副總理曾培炎寫信時斷言“我國已經出現了城市化的‘大躍進’，這是一股在全國范圍內從上到下的大規模的‘造城運動’。城市化脫離了循序漸 進的原則，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發展軌道”。
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重點強調了“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轉向借力于城 市化自身的內生動力。
于是，全國各地的城（都）市帶、經濟圈等概念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圈不再強調行政區概念，主要是經濟概念和文化概念。至今，在經濟板塊中獨 占鰲頭的，還是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而效仿者數以十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