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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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不在城市，而在農村。讓鄉村終結的背后是在動搖五千年文明之根。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共識。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升溫，出現了國學熱。但是，有一個問題必須澄清，那就是，使當今中國人感到自豪的綿延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不能等同于國學，也不能等同于孔子和老子。從經濟的視角看，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依托古代高度發達且成熟的農業經濟而形成的。而古代農業經濟的載體是鄉村。從這個意義上看，依托中國古代農業經濟而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文明之根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當我們以西方式的城市化為參照系推進中國的城市化時，不要忘記，中國的鄉村與曾經存在于中世紀的西方鄉村有著根本的不同。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在走向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也經歷了鄉村解構和從農民到市民的痛苦轉變，也曾遇到了傳統鄉村文化的自我保護與反抗，但有一點必須肯定，中世紀的西歐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村與農民。在15世紀西方開始走向工業化與城市化之前，西歐的古代鄉村文明僅有1000多年的歷史，美國的鄉村也僅有100多年歷史。從文明演化的淵源上看，在世界古代文明體系中，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是以工商業經濟為基礎、以城市為載體的文明。所以，近代以來起始于西方的城市化，恰恰是西方古代文明借助工業化力量的放大和延伸。而當今被城市化、被工業化解構的中國鄉村，不僅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自我保護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鄉村，而且也是承載著中國五千年文明傳承之根的鄉村。我們在推進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對中國五千年鄉村文明的歷史和文化價值給予正確的認識和評價，僅簡單地按照現代工業經濟的生產力標準、貨幣化財富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的鄉村，那么我們將會在中國城市化中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
其次，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城市化對中國的挑戰，包含文化的傳承模式轉換。讓農村終結的城市化，失去的將是我們的精神家園。
在西方文化體系中，對于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個終極問題的解答來自統一的宗教信仰。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雖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宗教，但中國人對我們從哪里來，卻能找到一個共同的始祖，那就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由于炎帝和黃帝是中國古代農業技術與華夏文明的創始人，而農業發展的載體又在農村，由此決定了中國人要回答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終極問題，不僅與共同始祖炎帝和黃帝有關，而且也與農村密切相關。在古代中國，無論你年輕時遠游到什么地方，無論是經商還是做官，在進入老年之后，都要通過告老還鄉或衣錦還鄉來回答人到哪里去的問題。這樣一種以鄉村為根系的輪回，使中國古代農村不僅是炎黃子孫們的歸屬之地，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財富、文化、智慧的傳承與積累的重要載體。
正是這種高度分散的以鄉村為載體的經濟、文化與文明的生產、儲存與傳承模式，成為中國古代文明演化中規避風險、綿延不斷演化至今的秘密所在。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雖然不斷遭到外來民族的侵擾，中國古代的城市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毀，但不影響中華文明一次又一次地劫后再生。而劫后再生之根就在農村。所以，當今中國的城市化，遇到了西方城市化中沒有遇到的一個時代難題，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面臨著傳統文明與文化傳承模式的轉換。如果中國的城市化是以徹底中斷和改變中國傳統文明的傳承模式為代價，那么我們為城市化付出的代價，將是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丟失。
第三，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城市化要走的是城市與鄉村兩元文明協調發展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而不是西方式的單極城市化之路。
西方式的城市化模式屬于城市替代鄉村的單極化城市模式，就是將城市作為近代以來工業經濟與工業文明的唯一載體，將城市文化與生活方式作為現代文明唯一選擇的城市化模式。具體講，就是讓傳統的鄉村在城市化過程中走向終結，使傳統鄉村失去負載傳統文化的傳承功能，成為單一地給城市人供給糧食的地方，使城市成為工業文明與文化創生與傳承的唯一載體。對于中國的城市化模式而言，盡管中央已經明確提出了中國要走城鄉統籌發展之路，但從目前主導中國城市化的理論與許多地方推進城市化的思路看，并沒有把中國的鄉村上升為一個獨立的文明單元來對待，我們的城鄉統籌仍然局限在把鄉村改造成為城市的框架內進行。可以說，目前中國城市化之路基本上沒有走出西方單極城市化模式的框架。這種模式，是以瓦解和中斷中國五千年文明傳承模式為代價，在城市化過程中正在終結的絕不是長期以來我們所誤讀的一個落后與愚昧的鄉村，而恰恰是在觸動著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根。
目前中國城市化之路提出的新挑戰，是如何解決中國五千年鄉村文明與現代城市文明的有機結合問題，中國城市化發展模式面臨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