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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日于上海舉行的“十二五”城鎮化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楊偉民表示，當前國內土地城鎮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鎮化的速度約快1倍。這一反常現象引發人們對當前城鎮化的可持續性的質疑。

    城鎮化加速推進是本世紀初中國確定的一個重要經濟轉型戰略。它與重工化和現代化等一起承載了促進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使命。同時城鎮化伴隨著農業戶口轉向非農就業，因此城鎮化被釋義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推手——通過系統性和有組織地削減農業戶口，以尋求三農問題的自然解決；而農民批量化的市民化改造，意味著更多農民被納入專業化的社會分工體系，農民消費不再能延續其自給自足的狀態，因此主動的城鎮化將增加全社會零售總額，助力經濟增長的消費驅動型轉型。

    城鎮化蛻變為單純土地城鎮化的危險確實值得擔心。然而，人口城鎮化率若等于甚至高于土地城鎮化率，是否足以矯正當前城鎮化過度擴張問題？一般而言，一地城鎮化的發展程度是與當地專業化的社會分工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相匹配的，缺乏專業化的社會分工和持續的生產率改善，人為制定城鎮化目標會導致整個經濟運行成本高企。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前京滬穗深等致力于城市擴容的同時卻帶來了本地經濟運行成本的高企和經濟資源的流失，這些城市白領返鄉潮和部分私人部門被迫外遷。

    當前城鎮化片面表現為土地城鎮化，這種不良的特征本質上是經濟效率提升速度無法支撐更多的農村人口市民化，歸根結底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體現。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當前不論是主張發展中小城市為主導，還是以重點發展特大城市為主導，兩條路線都無法有效提高人口城鎮化率之緣由。隨著步入老齡化社會，許多城市的財政已經在社保等領域面臨壓力，目前許多城市的財政收入逐漸難以有效維系現有城市的運營。當前城鎮化進程在地方政府的實際運作中，蛻變為土地城鎮化而盡量規避過多人口城鎮化(如當前部分城市嚴格收緊居民入戶標準，北京要求落戶郊區也需研究生以上學歷)，就是寄希望于土地城鎮化給地方政府帶來的“額外”土地級差地租收益，為未來高成本的城市運營和老齡化積累資源。

    以土地城鎮化率為主的城鎮化進程，還必然引發兩種土地所有制的沖突。表面上看，沖突體現為農民集體土地納入城鎮化建設所帶來的土地級差地租收益的分配矛盾——地方政府與農民如何分配級差地租產生矛盾；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被城鎮化卷入市民化的農民的未來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當前加速城鎮化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已裂變成了地方政府獲取龐大資金與農民為了生存發展權之間的一場非對等博弈。在這場利益沖突式的博弈中，一旦被市民化的農民無法獲得足夠的級差地租以保障未來在城市生存和發展權利，那么這些因城鎮化而變身為市民的農民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我們認為，目前拉丁美洲等諸國盲目追求城鎮化率所帶來的大量城市貧民窟問題，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和反思。

    不僅如此，以土地城鎮化為主的資源投入式粗放型城鎮化面臨著兩難沖突。即在生產效率增長有限的情況下，城鎮化加速擴張，主要動機是為未來更高的城鎮運營成本籌集資金，而這需繼續加大土地城鎮化以獲取新的“額外”級差地租，但這種循環卻使城市陷入越來越大與運營成本越來越高的兩難之中。

    具體而言，城鎮化派生出的巨大基建投資必然使更多的經濟金融資源重資產化，而真正能提高生產效率的生產、服務性私人經濟部門，卻因經濟金融資源過度向政府主導的基建領域配置而面臨資源被擠占之隱患，從而使諸多與居民日常生活相關的商品和服務面臨供給沖擊，并最終以通脹加以反映。

    目前城鎮化擴張所帶來的基建投資和重化工業投資擴展為主的產業升級，都屬于投資回報期較長、且依賴國際技術外溢(依賴FDI)。這種粗放型的城鎮化和重化工業化投資模式，更多是以重資產的形式沉淀了國內儲蓄，其所帶來的是GDP的增長，而非經濟的發展。因此，這種以要素投入為主導的粗放式投資增長模式若無法及時矯正，很容易把中國經濟拖入滯脹風險之中。

    由此可見，我們認為城鎮化率既不是單純提高土地的城鎮化率，也不是單純提高人口城鎮化率。有效的城鎮化應當是與當地經濟發展和市場專業分工相匹配的，是以當地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內生發展水平相依托的。否則，過度大興土木的城鎮化，不僅無法助力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相反會導致當前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固化和強化，乃至使經濟陷入通脹甚至滯脹。因此，要盡量舍棄過度規劃式的城鎮化，更多地讓城鎮化依據自身軌跡演進，也就是說，搞城鎮化不能拔苗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