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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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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 國土資源部科技專家咨詢委員會
主辦單位：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
媒體支持：《城市化》雜志、城市化網、中新社、《光明日報》、新浪網
地 點：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會議室
時 間：2017年4月23日14：00
2017年4月23日下午，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辦的第26期城市化“茶話”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會議室舉行，本期“茶話”以“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為主題，邀請了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主講，同時邀請了牛鳳瑞 、胡星斗、歐陽東、楊華彬、彭祥林、王勇等在城市化研究領域和實踐活動中有研究的專家和企業家展開觀點的碰撞和思想的交流。
“茶話”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城市化》雜志社社長蔡義鴻主持，包括中新社、《光明日報》、《城市化》雜志、城市化網、新浪網在內的多家媒體記者參加了本次活動，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也派員參與了會議討論。
有數據顯示，美國2億多城市人口，城市數量達1000多個（也有數據為10100多個），日本1億多城市人口，有787個城市，我國現在是7.7億城市人口，只有654個城市。在654個城市中，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60個，而20萬以下的小城市卻占比不到18%。
專家認為，無論從城鎮化的發展規律，還是從國際城市發展史的比較來看，城市數量不足已經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塊短板，近30多年的城鎮化加速階段，中國城市的數量不增反降，尤其是中小城市數量占比還在減少，這也是導致我國大城市病突出的一個重要問題，亟需加以解決。
主題演講
追根溯源 探究城市發展的未來
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今天，2017年4月23日，正好是袁庚老人的雕像在深圳蛇口海濱落成的日子，在這個日子里討論“中國的城市多還是少”很有意義。
農村家庭靠前赴后繼“跳農門”改變命運
中國的城市化率從南宋時的22%，到鴉片戰爭前后的5%左右，又經過半個世紀，城市化率提高了0.9個百分點，止跌回升，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進程。不管那個時候過程多么緩慢，畢竟止住了不斷下滑的趨勢緩慢回升。原因在于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把中國拉到世界文明的交流網中了。1960年到1980年，由于閉關鎖國，中國的城市化率20年未變，長期停滯。改革開放高歌猛進，城市化率一路提升，現在超過一半的中國城市居民是改革開放后走進城市的。如今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7%左右，所以，只要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就有希望。
那么，城市對于農村人到底意味著什么？湖南省的一個村里有座碑亭，現在是省級文物，碑的背后鐫刻著毛澤東主席在農業合作化時期寫下的最長一段按語，核心是講一定要鞏固貧下中農在合作社中的領導地位。這是一個合作化時代的典型村，一對老夫婦70多歲，住在村里，戶口、承包田、宅基地都在村里。老兩口的兒子和兒媳20年前來到鎮上，與當時大量洗腳上田的農民一樣，吃商品糧，不再種田。鎮子很小，之后新街建成，老街居住著老居民，新街居住著30多年來洗腳上田的農民。新街上的人能干、能闖、吃苦耐勞。兒子在新街開了一家建材店，媳婦開了一家肉鋪。小鎮上的肉鋪一般早晨經營，10點、11點就賣光了，檔位和房間兼營一個麻將館。由于經濟規模不夠，鎮上的經營往往采取工商兼做、各業兼營的方式。兒子兒媳把戶口留在了村里。到人大選舉時，他們擁有城鎮居民的選舉權。如果把戶口遷到鎮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鎮上又沒有像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的公共服務。所以可見，我國基層村鎮的戶籍和選舉權并不完全重合。現在，他們分別在省城長沙馬王堆市場買了一個鋪面，在縣城買了套房，為孩子的未來做好了準備。大女兒在上海上大學，小兒子在縣城讀高中。這就是一家祖孫三代從鄉村奔向城市的故事。
祖孫三代以兒女為主力、老夫婦殿后，扛起孩子向著縣城、向著省城、向著一線城市長途跋涉。中國農村家庭為改變命運前赴后繼奔向城市，靠的不是集體化，不是貧下中農在合作組織里面的主導地位，而是“跳農門”。 改革開放最偉大之處就是還中國農民以人身自由，這是城市化的內生動力。
城市的行政級別決定公共服務水平
對于城鎮的劃分，英國是根據教堂的級別而非人口來定，美國有2000個居民的地方就可以申請成為一個城市，而我們國家20萬人的地方卻是一個鎮。在中國，城鎮無關宗教和人口，而是行政體系下的一個節點，姑且稱為“非農聚集區”，它以級別劃分為鄉鎮、縣、地級市、省會城市、直轄市，以及統稱為經濟功能區的特區、經開區、高新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非農聚集區”自上而下，逐級領導，對農民而言第一個落腳城市就是鄉鎮，但它規模小、效率低。
中國的城市主要不是“因商而興”或“因工而興”，而是“因官而興”。因此，全國排名首都第一，各省排名省會城市第一，依次類推。這使得“因商而興”和“因工而興”的城市極少，新中國后逐漸增加“因工而興”的城市，也要被賦予行政級別后才可稱為城市。
中國的行政服務掛鉤行政級別，級別越高服務越好。北京擁有全國1/3的名醫，海淀區擁有全國1/3的兩院院士和至少10%的“211大學”、“985大學”，這種公共服務的高配置是建立在北京的行政級別之上的。基于對優質公共服務的需求，年輕人聚集到長沙、北京、上海等地，而鄉村只剩老人留守。部分工業區以招商引資、增加工業產值為目標，對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的動力不足。
因此，大城市人口爆棚、鄉村空心化、工業區產城分割等問題，與公共服務配置不合理密切相關。
何謂好城市？
蛇口，是我心中最好的中國城市。它由袁庚開創的工業區一手建設起來，4平方公里的面積產生了像王石、任正非、馬明哲等等一批非常優秀的企業家，產生了招商銀行、平安銀行等出色的世界500強企業，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引領時代潮流的理念——“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等等。在我看來，蛇口就是一個當代中國海洋文明的城邦。蛇口與古希臘散落在海邊的城邦相仿，由公民監督制約政府的行政官員，高度自治之下發展工商業，實現全球化。
首先，好城市由市場造就，“因商而興”符合市場規律；要有充分的自主權，像古希臘的城邦時期的雅典，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西北歐時代的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每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共和國。
其次，好城市的產業并非一鎮一品，而是產業多樣、創新創業蔚然成風；城市空間緊湊、步行尺度適宜。好城市的標志之一就是路網密度。歐洲中世紀的很多老城市，路網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20公里；中國現在很多城市的路網密度僅為4公里， 500米一個路口。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意見提出，城市中心區要補足路網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至少8公里。
第三，城市空間要功能混合。在緊湊空間、步行空間內功能混合，使城市運行充滿生機。像蛇口出現了中國第一個由社區居民眾籌方式組成的基金會，袁庚同志的雕像落成就是基金會首倡。社會組織、社團組織、社工組織、志愿者組織層出不窮，使城市充滿活力。蛇口已成為“最適宜人類居住生活的地方”。
中國城市多了還是少了?
中國城市的創新氛圍太少了。很多地方的項目割肉賣血招商引資：為20萬輛汽車產量劃地幾平方公里，不惜填埋萬畝荷塘為代價……缺乏創新思維。
中國城市的緊湊空間太少了。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地，北京、上海的建設量均超過全歐洲，建出的城市卻無法與歐洲城市相媲美。大量鋼筋混凝土的堆砌，造就了全世界欄桿和圍墻最長的城市，把人與人隔離開來，人與人的交流空間越來越小。
中國城市多樣化的產業太少了。龍頭企業、支柱產業備受重視，小微企業不被關注。
中國城市的陳舊觀念太多了，平庸且效率低下的空間形態太多了，產業單一、創新乏力的地方太多了。中國城市化率已高達57%，遭遇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從歷史角度來說，中國“因商而興”的城市太少了。以漢口為例，漢口商業十分發達，但其行政體制供給極其貧乏，使得民間組織、商會組織非常完善。所以，漢口、朱仙鎮、景德鎮等名鎮成了權力的沙漠，卻是商業的熱土，但這類城市太少了。
中國沿海城市太少了。明清時代，片板不許下海，沿海幾乎沒有好城市。據測算，山東沿海的城市密度(即單位公里海岸線的城市個數）僅為地中海北岸的1/20，我國海岸線本來不多，然而濱海城市很少。沿海地區土地資源不足，對農業發展不利，但十分有利于發展工商業。但我國沿海城市化的基礎薄弱，沿海的高速公路21世紀才建成，沿海高鐵也剛剛打通。
個性鮮明的城市太少了。近代以來，像盧作孚規劃建設的北碚個性鮮明。基于北碚的相對自主性，它有自己的城市規劃條例、城市建設的導則等等，在行政上、武裝上都相對自治，所以北碚當時是中國西南文明復興的一個重鎮。
相對地，中國有實無名的城市太多了。比如順德，所有的鎮都是經濟強鎮，人口均在20—30萬人，出了美的、碧桂園這類集團，幾千億元的產值、幾百億元的GDP、上百億元的財政稅收，超過我們內陸的很多地級市，但它只是鄉鎮級別。
人為打造的城市太多了，例如佛山市，本是佛山地區行署，名義上代管小佛山市以及南海、順德、高明、三水等地。2003年，人為打造大佛山市，將原來的順德市、南海市全部變成佛山的市轄區，把原來的小佛山市叫禪城區，這種打造人為增加了行政層級，特別是交通規劃將原本可與廣州直接對接的順德南海，人為在佛山匯聚，造成珠江三角洲的人為割裂。
行政設市的利弊
上世紀80年代，國務院設立了一批較大的市，這在工業化地區非常必要，也有利于城市經濟與建設的發展。但在欠發達地區，地改市成本消耗大，部分地區政府對下“抽血”、對上截留，區域經濟發展受到損壞。
計劃單列市的體制給沿海如寧波、大連、青島、廈門等城市相對自主權，實踐效果很好。
鄉改鎮、撤鄉并鎮的過程與取消農業稅息息相關，農民的負擔減輕了，但村委的負擔加重了，文山文海，80%的精力要對付來自鄉鎮的檢查評比、做臺賬。
市改區是權力上收——規劃權、國土權等權力上收，致使全市范圍內的土地指標過度集中，縣市級區域建設用地供給不足。
鎮級市曾以容桂、獅山、虎門作試點，但效果不明顯。
部分區域性中心城市為爭“國家級中心城市”，縣市改區，僅把人口增加放在首位，對城市發展毫無意義。
行政設市的檢討太少，國家標準落后不變。改革需要多做檢討，需要自下而上、簡政放權、創新驅動、深化改革，需要去行政化、修改國標、因地制宜，名實相符。給北上廣創造點資金、人才的反磁力，讓中國城市化更加公平，實現共享。
嘉賓互動
中國名義上的城市太少了
牛鳳瑞：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
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我認為這本身不是問題。因為中國的城市化率還不到60%，戶籍城市化率才40%多，同時城市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現在討論中國的城市是多是少，并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反映出它確實是個問題。問題在哪兒呢？我認為在城市化的本質上，我們的認識層次不夠高，也沒有獲得共識，才造成今天這種局面。對此，我主要談兩點看法。
城市發展要因地制宜
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多了還是少了，可以做出判斷，又難做出判斷。因為國家統計局的數據654座城市，是指建制市，是行政區劃的概念，而不是城市的概念。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有城市，但沒有城市統計。難道今天縣改市，明天中國城市數量就增加了？恐怕不然。不撤縣改市，有些城市也是客觀存在的，那些有著幾十萬人口、幾百億元甚至幾千億元GDP產出、上百億元財政收入的就是一個城市。所謂“有腳無鞋”、“腳大鞋小”或者“人大衣小”就是這個意思。虎門鎮現在雖然已經聚集了幾十萬人口，仍然叫虎門鎮。龍港鎮也是這樣。這反映了中國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仍是計劃經濟的慣性在起作用。撤縣建市的政策曾有過20年的凍結，期間還有十幾個城市被撤市建區，或者撤縣建區。從整體看，中國的建制市20多年間減少了14個（最多的時候是668個，現在是654個），但城市化率提高了20多個百分點，這就是中國的現實。我國現在有2萬多個建制鎮，但不是小城鎮，只是城鎮區劃的概念，有的是把原來的鄉改成鎮了。
另外，中國不缺乏城市化的自信，但缺乏城市化的自覺。就是說，中國任何城市化的大工程都敢建，但一遇到困難和問題，馬上有人提出，城市化已經過剩了、過快了，應該剎車、放慢速度。一些城市化的口號，從字面上看是對的，但要跟城市化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問題掛起鉤來。比如，如果說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難道越低越好？城市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難道越慢越好？城市規模不是越大越好，難道越小越好？所以，這些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城市化不是消滅農村，但城市化過程勢必造成農村人口大量減少，這是主流。抓住支流不放，卻否定主流是錯誤的。
目前，很多小城市仍處于成長變化階段，將來要向中等城市發展。大城市多了嗎？也不多。中國號稱有100多個百萬人口大城市，我不知道怎么算出來的，可能把郊區人口也算在內了。比如石家莊市，前年把兩個縣級市、一個欒城縣劃到市區，人口馬上增加近200萬，這種計算方式根本沒有實際意義。另外，把500萬人口作為大城市的上限，跟北京、上海進行比較，上限之內有1500萬的人口空間，怎么計算？為什么上限不是800萬、1000萬、1500萬人口？所以，學者們討論中國城市化的問題時不要對政策過度解讀，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冒進了或者超前了。實際上，那些超前或冒進的依據都可以作為中國城市化滯后的依據，比如城市擁擠和城市污染，再比如，對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討論。土地是城市化的基本載體，土地的城市化必然伴隨人口的城市化，但這兩者步調目前并不一致，有其階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為土地的城市化是按照占地面積劃分，而人口的城市化是按照自然人來劃分。一個人劃分100平方的占地面積還是先劃分這些土地后等人進來，這都是現實。
所以，我不認為劃定一個城市規模的人口上限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些城市永遠達不到那個天花板，比如拉薩，如果人口發展到500萬人，或許要把相當于兩個西藏自治區的人口全部集中到拉薩，可能嗎？因此，在城市發展上，各地應該因地制宜。
小城鎮不能主導城市化
關于小城鎮問題，特別是住建部提出到2020年要建設1000個特色小鎮，我認為小城鎮建設是城市化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幾十年來，中國城市化的主導思想是抑制大城市、推動中小城市發展，并在政策層面有多種表述。嚴格說，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是目標，很美好的一種狀態，但把它作為一個戰略來實施，恐怕沒有辦法做好。既然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為什么30多年來抑制大城市發展，大城市發展不誤，照樣膨脹？小城市發展不盡如人意？從理論上講，大中小城市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長處和短處，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病，小城鎮有小城鎮病，農村有農村病，并且它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不同發展階段會表現出階段性的特征。
城市化中期以前，大城市的率先發展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因為大城市本身存在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大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大城市取得效益所必須支付的成本，這部分成本被過度夸大，或者一見大城市病就驚慌失措，做出一些過度的反應，都不利于大城市的發展。沒有人計算過幾十年來大城市發展支付的成本，限制又往往采取行政手段，這在法理上說不通。北京想限制人口，我非常同情，但是限制沒有法理依據，這就是矛盾。
自上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鎮大戰略后，我也做過這方面的研究。當城市大門緊閉，釋放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怎么辦？就地建設小城鎮，就地招工，就地取材，實際上，這些都是無奈之舉。我一直不贊成“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觀點。就地城市化非常理想，但可能實現嗎？小城鎮遍地開花的結果就是分散城市化，這跟中國的人口、國情是不匹配的。在當時鄉鎮企業大發展的背景下，小城鎮在短期內是有爆發，但當城市大門敞開的時候，就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以后，這種形勢改變了，小城鎮的發展動力受到極大損耗，鄉鎮企業向城鎮集中、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鄉鎮企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公司集中。小城鎮的黃金時代很短暫，因為它畢竟是城市規模體系的基礎層次，將來會迎來它的黃金期。這個黃金期是什么時候呢？城市化的中后期階段。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規模后，會表現出效益外溢。所以，選擇靠近特大城市的小城鎮，按照特色功能去建設，成功概率會很高，因為有城市的強勢資本和市場需求支撐。
把都市密集區的中小城市建設作為重要方向，這無疑是目前我國發展階段的一種形式。還有一種形式，中國有1600個左右的縣設有城鎮，可以把現有夠條件的城關鎮和它所轄的縣域進行縣改市。像山東鄒平縣，撤縣建市順理成章，20年了，還沒改過來。盡管縣改市有一定的成本，但改后“腳”和“鞋”就相適應了，這是一種類型。第二種是由特殊資源稟賦造就的特色功能小鎮，它們往往擁有交通樞紐、旅游勝地、邊貿、特產資源等優勢。還有一類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區域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點，也叫做鎮，這樣的鎮大概有2000多個。有些鄉鎮無人口集聚，但跟鎮沒有多大區別，這樣的行政區劃，全國大概有4萬個，這些地方絕大多數只有村集貿市場的功能，只有少部分才具備成為小城鎮的可能。假如這4萬個鄉政府和鎮政府所在地都建成小城鎮，會是什么概念？2000多個縣市，每個縣市的范圍內會有20個左右的小城鎮，那是不可想象的。
以縣域城鎮的成長壯大來推進區域城市化，小城鎮將發揮重要作用。但無論是我國巨大的人口基數，還是未來的產業發展，小城鎮都承擔不起中國城市化的主體重任，也無法起到城市化的引領作用。都說小城鎮環境好，但商服、工服提不上去，有的小城鎮建了多年，連醫院、幼兒園都沒有。因為人口只有聚集，才能有服務業的規劃需求和發展，否則就會造成資源的錯配和浪費。比如，在農村建一所三級甲等醫院，當地患者能讓醫院滿負荷運營嗎？因此，中國的城市化應該用新的科學方法思考問題。經濟學講的是投入產出比，不是道德正確、口號鼓舞人心就應該照辦，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很多口號，比如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我覺得前面應該加一個“逐步”，中間加一個“相對”和“基本”，因為我們不可能一步實現，也永遠平等不了。
對于小城鎮的發展，我們不能太著急，因為中國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幾億人口進城的趨勢。也因此，對于中國的城市多了還是少了，我認為中國名義上的城市太少了，就是中央欽點的或者行政區劃的建制市太少了。
胡星斗：中國城市太少，大城市更少
胡星斗：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提出者
就“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大城市太少，當然中小城市也不多。中國應當有更多的大城市，而不是抑制大城市的發展。
資料表明，相對來說，小城鎮占用土地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大城市最少。根據我以前接觸的資料，在中國，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鎮十分之一左右。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如果建成很多小城鎮的話，所占用土地將比現在多十多倍。調查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向往的還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鎮。大城市各種產業齊全，集聚效應和基礎設施利用率高，發展大城市的結果是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更有效率。
中國地域遼闊，發展大城市，將不適宜居住地區的人口遷往大城市，可保障脆弱地區的環境能“休養生息”。
而當今，中國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都很少。中國有的省份人口數量與日本相當，但大城市數量根本無法與日本相匹敵。不僅沿海地區，中國不少地方都有發展大城市的潛力和需要。中國在發展大城市的同時，還要確保小城市、中等城市與大城市的連片發展以及城鄉一體化發展、互動發展。
現在中國城鄉隔離，無形中存在著一個柵欄：城市人不可以去農村投資，也不允許買房居住；農村人進城也受到諸多制度限制……這就使得城市居民大多居住在擁擠的城市中心區，同時推高了城市房價，另一方面，限制了城市人的資金流向農村，難以改善廣大農村的基礎設施，農村金融幾乎呈現真空狀態，沒有正規金融。這一系列結果終將限制城市向“大”發展。
西方著名國際城市，諸如紐約、洛杉磯等，其市區很小，但實際規模很大，就在于在中國看來很像農村的地區都被其劃入了城鄉共同發展的范圍，成為大城市的街道。
至于發展中帶來的大城市病，并非大城市與生俱來的。當年馬克思曾描述倫敦如何臟、亂、差，而今倫敦人口翻了多翻，其環境和管理反而大大改善。這就說明，大城市病是后天管理落后導致的。
發展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引發的糧食安全問題，將更不是問題：大城市占用土地更少，更多的適宜糧食種植的土地將被騰挪出來，并可用于規劃專門的產糧區，科學劃分糧食種植地區和發展工業、建設大城市的地區，避免各個地區千軍萬馬都要上馬工業項目的沖動，否則財政枯竭。
基于此，中國可以建立產糧區制度與縱向和橫向并行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在劃分產糧區后，工業發展和大城市建設可以放手使用那些騰挪和空余出來的土地，同時，除了中央向產糧區農業補貼，大城市、其他工業省份也有義務向財政收入來源少的產糧區進行橫向財政轉移支付。目前中國只有縱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而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的西方國家早已硬性規定。這兩種制度的實行既可使產糧區不至于貧窮，又能打破我國目前城市的土地使用權限“一刀切”的限制。
中國目前不存在城市化過快的問題，只是有很多方面限制了大城市的發展。在中國，應當以城市為重點來進行發展，相應地，城市也有必要擴權。同時，與現有省級直轄市相區別，可以設立更多副省級直轄市，并擴大其管轄范圍。
對于行政設市，這一做法可以商榷，重要的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要去行政化，簡政放權，恢復市場在土地、人口遷徙等方面的主導支配地位，減少行政權力的干預，如此才能避免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類似于環京津貧困帶的現象，因為只有市場才能實現雙贏，否則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損失。
歐陽東：城市化的終極目的是城鄉統籌
歐陽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出版社總編輯
作為出版界人士，我今天主要是來學習的。剛才各位專家的發言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深受啟發。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如何定義和界定是個重要問題。
“天之道也，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也，損不足而益有余。” 我們學者研究問題離不開中央的政策，包括十八大以來講的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我的理解是：前四點基本是講動力，講條件，講怎么實現，其最終的目的是共享，也就是說，五大發展理念都要落實到共享上。
具體到城市化這個命題上，就要求我們城鄉統籌，避免此消彼漲。而當今的現狀是：城市發展了，農村勞動力外流了，主要剩下“386199”部隊和土地，導致了很多地方農村的衰敗；大城市周邊隨著產業轉移和房地產開發相對繁榮起來。就此來看，我們沒有實現共享的目的。
在城市化中，建設宜居的城市是實現共享的要求之一。什么是宜居？一個宜居的城市、宜居的社會，不在于培養出了多少富豪，而在于還存在多少窮人。
創新驅動也是實現城鄉統籌和共享的重要方法。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獲圖書大獎的書，它主要介紹了貴州省一個貧困村如何建成小康示范村的過程：該村抓黨建，抓扶貧，創新形式，不拘一格，將經營權、所有權、承包權分離，發展金融……這就是典型的農村創新驅動的成果。當今，城鄉發展中都面臨著創新驅動的問題，這也是眾多專家以及出版界所關心的。
楊華彬：為人民而生的城市越多越好
楊華彬：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河北省永清縣原副縣長
我1989年從農村走進大學，實現農轉非，大學畢業后留在城市工作，11年前回到農村創辦園區，而今又回到城市工作。前后在農村待了多年，所以，我對今天茶話的主題很感興趣。我對城市的理解也很直接：為人民而生的城市越多越好，為縣長、區長、鎮長而立的城市越少越好。
從1983年到1997年，中國的縣改市有400多個。很多官員熱衷于將名片上的“縣長”改為“市長”。凡是熱衷于縣改市的地方，一般都愛提“大xx戰略”、“大xx規劃”之類。但我們要深入思考這種“繁榮”背后的動機是什么？縣改市的各種好處究竟為誰而生？內驅力和出發點很重要。縣改市可以帶來很多好處，可以享受更高的行政待遇，可以把名片上的“縣長”改為“市長”，可以掌握更多的財政資源，相應地也提高了當地政府為人民服務的能力。
為了阻止這種現象背后的利益驅動，1994年，國家全面停止撤縣設市。此后，1997年，國務院最后一個批準湖北漢川由縣改市。但如同施用除草劑一樣：在除草的同時，把本應長出的其他植物也一起除去了：這種全面叫停的“一刀切”做法又扼殺了一些地方發展為城市的機會。
以河北廊坊的燕郊鎮為例，作為一個建制鎮，它承載和容納了五六十萬人口，在那里行使政府職能的只是一個享受副處級待遇的鎮政府。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接觸燕郊的時候，它人口不足10萬，發展到現在五六十萬人口，燕郊還是鎮。配套的燕郊開發區，雖屬省級開發區，但也只是正處級。現在，燕郊被指責為“臟亂差”、“睡城”、“傳銷城市”……指責有很多，指責和挑剔也很容易。解釋問題不重要，如何賦予它相應的權力、解決自身的問題，為這個城市負責、為幾十萬人民負責，才是最關鍵的。
對于像北京這種已經發展起來的、飽和的大城市，為解決“大城市病”，需要疏解時，即使有了相配套的疏解權力，還是要以市場手段引導為主。如果只是簡單粗暴地派執法部門把市場關閉，把人攆走，不做好對外銜接和讓外地接納的功課，這就像除草時不用除草劑，直接把地面硬化了。
北京的“城南計劃”自2009年就開始實施，初衷是疏解北京的民生領域功能，但是8年來進展比較緩慢。作為北京的周邊區域，諸如永清、固安、燕郊、香河，甚至保定……一直都有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愿望，但不是所有地區都能像雄安新區一樣幸運。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縣城無條件、無資源，政府“難為無米之炊”。要承認，這些行政區域已經具備了區位基礎，擁有了發展成為北京“衛星城”的機會，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時候，對這些城市的發展應該扶上馬、送一程，它們才能發展得更有生命力，既可為北京解憂，又能為當地百姓造福。
浩浩蕩蕩的農民大都想進城，一線城市進不去，會去二線，受阻之后還有三線可選，即使游擊也要進城。中國的城市多了還是少了？城市為誰而生？這些問題，群眾最終都會用腳去投票。對此，政府和官員受困于各種條件限制，任務重、壓力大，但依然不能缺位，要加緊工作、履行職能，以便建設更多為人民而生的城市，滿足人民群眾的殷切期盼。
彭祥林：技術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
彭祥林：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均友信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
這些年我一直從事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由最開始的信息系統集成和環保領域，近幾年延伸到現代農業、循環產業和智慧城市等方面，關于城市規劃問題我以前沒有做過專門研究，我今天主要是來學習的。就“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以及衍生出來的一些問題，各位專家已經做了很多探討和講解。在這里，從我個人的角度，以及專家們分享的內容，談一下個人體會和感想。
總體來看，我覺得城市的多和少實際上與經濟的發展階段、發展規模、發展程度相關，城市發展有自己的規律，不應該用行政手段強制推動和壓制城市發展；政府要考慮的是城市發展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需要、與人民群眾利益是否一致，這也是城市發展的目標。至于自由遷徙受阻、戶籍制度，則限制了城市發展。
過去城市化發展有什么規律？隨著技術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會不會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就我接觸和研究的領域，如智慧城市、區塊鏈技術、現代農業等，各種技術手段在城市化發展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對城市化發展的模式會產生什么影響？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現在關注和研究智慧教育領域，我們推出了一個教育巡視管理系統——它以縣區為單位，能夠把一個縣區內義務教育的所有學校每堂課實時錄下來，如果有學生在課上沒聽明白，可以回家繼續學習，同時也可以學習本縣內其他任何一位優秀教師的課堂錄像。我們當時考慮的是，這應該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教育資源的公平問題，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甚至可能解決目前一些城市的學區房現象。這是技術進步對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影響。
還有從共享單車到遠程醫療、共享醫療等等，這些技術手段和商業模式實際上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使得未來的城市發展模式與現有的城市發展模式發生變化。從技術發展角度看，我的理解是，城市有些公共服務需求已經弱化。比如城市堵車問題，今天的共享單車以及共享汽車的發展，從長遠來看，我認為有可能發展到沒有或者很少有私人汽車，最終實現交通工具共享的狀態。在自動駕駛領域，全球各大公司已經累計投入了至少幾百億美金，但是前不久，百度公司免費公開自動駕駛技術，將此項技術完全共享。等到自動駕駛技術成熟以后，再共享汽車，那么學駕照和買車都不再需要了，城市汽車擁有量會大幅減少，那時城市的交通和空氣狀況就能得到很大改善。這又是技術發展對城市化發展影響的一個例證。
在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糧食安全問題從技術上說應該不再是問題。我們現在研究的現代農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比如設施農業，可以實現在城市屋頂種菜，現在的設施農業技術能使其產量提高到10倍甚至15倍，直接解決城市居民蔬菜供應，并能部分節約中國耕地的使用量。而且，設施農業的生產成本并不是很高，設施農業的產品有條件進入普通百姓家，并能從根本上保證食品安全。
當技術手段能滿足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時，人們為什么一定要留在城市中心呢？到那時，技術發展對城市發展模式會產生直接影響。
最后，從一名技術工作者的角度出發，我在設想，城市發展應該不只一種模式、一個方法、一條路徑。另外，對于城市發展的眾多指標，是否存在一種衡量體系能夠指導城市的發展？這也值得我們思考。
王勇：政府引導、資源配置促進城市化
王勇：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龍人盛世城市景觀工程公司副總經理、設計師、北京江山之光公司總經理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形成的較大居民點，包括住宅區、工業區、商業區等。照此理解，中國的城市很多，但因商而生的城市可能就很少了。
中國的城市要想發展好，政府的引導必不可少。政府可以根據地理位置、整體配置、現有產業等狀況，規劃交通，合理配置資源，引導以商興市和以工興市，再根據實際情況將大中小三種城市相應組合，能發展得比較好。但這需要摸清我們的底子，還需要一些具體的統計數據，所以，任重道遠。
媒體提問
提問：城市如何發展，有沒有指標、體系以及標準？
牛鳳瑞：有些學者喜歡研究各種指標、體系，比較競爭力，但我很懷疑它真正的效益。因為世界上沒有相同的兩片樹葉，何況城市呢？所以，有些內容炒得非常熱，其實沒有實際效益。我們有城市化這個邊際認識的共同點，但思考方向不同。中國的城市化，從一個斷面來看，問題成堆，沒有出路。縱向來看，中國的城市化前景大好，無所畏懼。我們總喜歡跟歐美等發達國家比較，但人家已經建設好了，已經是成人了，西裝革履非常合身，而我們正在成長中，很多問題不可避免。我們非要去比現在的結果，而沒人過問中間的過程以及支付的成本，喜歡與歐美發達國家比較，卻從不跟非洲發展中國家對比，這就是問題所在。
提問：請您談談對城市化所面臨問題的理解。
牛鳳瑞：城市化要以人為本，這句話是對的。西方在幾百年前提出了這個口號，中國也在沿用。但人是要劃分階層的，不同利益群體對同樣問題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同樣的利益群體現有的利益訴求滿足后，還會產生新的分化。政策的制定不可能十全十美，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個利益結構重塑的過程，這個時候矛盾特別多，并不是簡單的一句以人為本就能解決的。
對于有專家提出的“去行政化”，我談談我的看法。“去行政化”是針對我們目前行政手段漫無邊際、太強有力而言，所以強調適度限定邊界或者調控手段是必要的。然而，在城市化進程中，個人利益矛盾相互交叉聚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進行協調，即便同樣能實現城市化的目標，也要支付更高的社會成本。所以，“去行政化”的問題，需要客觀對待。
其次，城市化造成國土資源安全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未來，中國實現城市化之時，占地僅為國土面積的1.2％，卻可容納80％的人口和90％以上的GDP產出，城市化用地更加集約。因此，任何限制滿足城市化用地合理需求的措施，都是本末倒置的。
另外，城市化與環境保護問題。城市人口聚集造成更多排放，超過凈化能力，就會造成污染。但城市有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依托于城市的環境規模治理，更集約、更規模化、更可持續。
還有，城市化與鄉村發展問題。我認為，農民數量龐大是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比如一個國家有100萬人，如果90萬人都在種地，這個國家永遠無法富裕和發展，我們國家正是這樣走過來的。因此，解決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就要利用城市化的途徑減少農民人數。城鄉一體化的概念，大家都沒有意見，而有關城鄉土地的二元體制的話題，談得很少，這非常令人遺憾。類似概念還有“以城帶鄉”、“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前提是城市的強大和城市的率先發展。狗拉車是永遠拉不起來的，因為動力不足。所以“城鄉同步發展”之類的口號在邏輯上是錯的。解決中國城市二元體制問題，要從最高層面和根本上思考問題，一些看似具有一定高度性和道德性的簡單應付辦法，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解決沒有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