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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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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是深圳這座城市36歲的生日。作為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在紀念她36歲生日時，需要感謝的人非常之多，但千百萬曾經或正在為了深圳發展而背井離鄉的移民人口，一定是不可略過的。
在上周五的深圳音樂廳，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留守兒童，拋開膽怯羞澀，站在舞臺上，綻放出他們自信大方的一面，合唱了包括《好想你》在內的14首中外文歌曲。這是第五屆南都留守兒童合唱團音樂會的現場，因緣巧合，也變成紀念這座城市誕辰的一種特殊形式。為此，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還特別致信祝賀，對孩子們表示感謝，對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表達了信心。深圳市各級政府的多位領導，也共同觀看了合唱演出。
深圳是外來務工人員聚集的重鎮，也是年輕化勞動群體密集的地區。所以，在深圳光鮮亮麗、碩果累累的背后，同時隱藏著一個令人揪心的事實，即這也是一座擁有大量留守兒童父母的城市。每年的暑假，包括南都在內的許多機構，都會組織各種活動，幫助孩子回到父母身邊，呼吁政府和社會一起來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然而，這樣的舉動雖然意義非凡，但對于徹底地、系統性地解決問題，卻如同蚍蜉撼樹，不敢賦予太高期望。
留守兒童現象的本質，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枚切片，它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密切相聯系。所以，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很難是單獨的、快速的，而注定會是系統性的、緩慢的。在今年7月，《國務院關于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財政政策的通知》正式下發，該《通知》明確了經濟發達地區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負主體責任，并針對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各自給出了相應的執行措施。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實際上就是外來務工人群在就業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過程，他們的孩子上學、就醫問題得到了解決，市民化也就完成了。自然而然，留守兒童問題也就隨之解決了。
從上述政策出發，至少表明了中央對于留守兒童問題的診斷清晰，舉措明確，即解決留守兒童依靠的不是臨時性、案例化的補救，而是要在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權責安排上，做出結構性的調整。舉一例，在江西弋陽，葛溪鄉初級中學的路光生校長曾帶領20余位老師趕赴浙江義烏，為101位家長開了“跨省家長會”，許多家長聞訊，甚至從周邊市縣趕來。其情其景，令許多人潸然落淚。不過，在感動的背后，卻是家長無力供孩子在工作地讀書、生活的現實。很顯然，并不是所有家長工作不夠努力的原因，而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服務沒有跟上，以及宏觀利益分配結構扭曲導致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宏觀的經濟社會結構一時難以徹底調整的背景下，解決留守兒童當然不能光依靠國家。從現實的操作角度來看，父母的責任更大，作用也可以更大。譬如，0-3歲的孩子，父母的親密陪伴極為關鍵，假如父母沒有給予孩子足夠的關照和回應，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孩子一生的性格特點。為此，統計規模達24.2萬留守兒童的江蘇省，明確規定3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應與其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擁有73.9萬農村留守兒童的湖北省則規定，不得讓年齡未滿16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這些針對父母的法律規定的出臺，對于強制落實父母的責任具有重要意義。
今年年初，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曾聯合發文，要求從2016年3月底至7月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此前我們僅僅存在6100萬留守兒童這樣一個模糊概念，但對于具體的狀況，對于他們的健康情況、監護情況、教育狀況了解卻遠遠不足。通過這一次摸底排查，掌握了更詳盡的數據和情況，國家治理可以更有針對性，監護人責任的擔負可以更好落實，社會力量的對接也更有效。盡管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之路，可謂荊棘滿布，但只要能夠一步一個腳印，落實好政府、家庭和社會的責任，我們相信大的趨勢一定是樂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