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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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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聞報道，曾經轟動一時的記者高勤榮案，日前有了新進展，堅持申訴18年后，高勤榮的申訴材料被山西省運城中院接下，“報上去了，在排隊，等著研究”、“是啟動再審還是駁回，要提交審委會來討論”。接下申訴材料，其實遠非法律意義的程序進展，于申訴18年無果的當事人來說，這已經被視為是一種難得的變化、進展與希望了。
曾在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觀察》雜志社做記者的高勤榮，上世紀90年代揭露轟動一時的山西運城“假滲灌”事件，得到《焦點訪談》、《南方周末》等媒體跟進報道，部分地方官員被“處分”。高勤榮1998年12月被捕，1999年4月以受賄、介紹賣淫和詐騙的罪名被判入獄12年。失去自由8年零4天后，高勤榮2006年12月7日出獄，其堅持聲稱自己是“被打擊報復”，即便服刑期間，也從沒放棄過申訴，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撰寫議案提案為其呼吁。彼時高勤榮的重獲自由，得到媒體持續報道，南都曾刊發社論，聲言“用真話維護說真話的權益”。轉眼又是10年，高勤榮案的申訴過程異常艱難，進展緩慢。
現在回看高勤榮案的案情細節與證據疑點，依然有不少詭異之處。高案申訴代理律師表示，“該案據以定罪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關鍵證據未經法庭質證、證人筆錄的簽字存在造假嫌疑。在案情和證據的疑點之外，高案與其曝光當地造假數億元的“假滲灌”事件之間是否有關，依然是值得追問的問題。高勤榮“假滲灌”新聞的報料人在走出監獄大門不到100米，就遭遇致命毆打，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彼時對高勤榮進行專案組調查的過程，很大一部分問話圍繞“假滲灌”報料進行，而不是后來的三項控罪。高案辯護律師李肖霖回憶，“沒有任何人主動報案的一些不構成犯罪的事情”幾年后卻又都被翻了出來，尤其是在被告人“揭發和首先報道了本地區一個經眾多媒體曝光的耗資2.7億元的虛假工程”之后。
個案疑點，歷18年而沒有沖淡，但也沒有得到解答，高勤榮案的尷尬不算是孤例。一樁刑事案件的申訴歷時多年，當事人反復申說，但司法程序意義的審查（或者說“有效進展”）卻可能一無所獲，已經被最終糾正的不少冤假錯案都曾深陷這樣的程序絕望之中。冤假錯案的糾正與平反，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個“意外之喜”，什么時候來，能不能來，都變得不可知，這顯然不該是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具體表現。刑訴法學者陳衛東建議，借鑒立案登記制“有案必立”的改革模式，將申訴案件全部納入復查程序，考慮的正是通過推動刑事申訴的訴訟化、程序化，讓司法糾錯變得可查詢、可預期，也就是讓某些“遲到的正義”不再可遇不可求。
伴隨新一輪司法改革進行的司法糾錯，給公眾的直觀印象可能會是動輒重大刑事案件的沉冤得雪，但符合司法邏輯的推論在于，司法糾錯，不僅有人命關天的大案，也會有一定比例的不那么生死攸關、但同樣事關一個公民清白和罪與非罪的案件。一定時期的社會司法水平加諸個案上的印記，大案小案的出錯比例，程序不彰情況在公民身上的具體司法體驗，是否也會有某種同質性？刑訊逼供、證據造假是不是只針對人命關天的大案，而在其他案件中蹤跡全無？冤假錯案不全是（或者說很大一部可能不是）那么生死攸關，司法糾錯，糾大錯也要直面小錯，這本身是正常司法邏輯的應有之義。
司法糾錯，是司法尋求公正過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在這一環節中，糾錯不分大小，糾錯程序面對的是具體案件中的司法錯誤，不因案件判決結果的嚴重與否而有糾正上的輕重緩急。類似高勤榮案件的刑事申訴過程，便是一個例子，長年申訴而等不到實質性的司法審查程序啟動，刑事申訴的法治化改革變得迫切。司法糾錯從陳年舊案密集啟動，到向常態化、制度化轉型，其中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便是，那些可能并非生死攸關的公民申訴，能不能也及時、公正且確定無疑地收獲司法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