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東西死了,卻還活著。這事兒無關紀念,說的是影響。
五月的第一天,河北省張北縣發布了“草原天路”門票定價的信息,不由分說就把收費道閘砸向那條因風景優美而聞名的縣級公路,激起輿論場塵土飛揚。還沒等日歷翻過這個月,50元的收費政策就壽終正寢。
這就像給一個開場尷尬的鬧劇,草草安上一個博得眾人滿意的結局。有媒體甚至評論“張北縣回應社會關切停止收費,值得贊賞”。
當然,在一項有瑕疵的政策釀成更大惡果前及時糾正,這到底避免了它戳出更大的漏洞,不管出于自覺還是迫于壓力,都值得送上寬容的掌聲。但是,相對滿意的結局并不能遮蔽過程的曲折。如果我們就此離場,任由尷尬落幕,恐怕只會留下一片荒地,短命的政策雜草似的一茬一茬地在這里冒出。
且看幾個數據。5月24日,張北縣旅游局局長楊亮接受采訪時透露,只有20多天生命的收費政策,為這個貧困縣掙來大約75萬元的門票收入。而有媒體調查發現,以往在五一假期兩天毛收入達到1.7萬元的農家院,收費后“整整半個月收入不足1萬元”。一進一出,影響可見一斑。
在這里,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作為管理者和社會的重要參與方,政府的決策直接塑造了很多人的生活。每一處錯誤,再細微,再短暫,都會在層層傳遞中被逐漸放大,對應個人生活中或大或小的波動,甚至是悲劇。
換句話說,“科學決策”絕不僅僅是出現在報告里的枯燥表述,而應該像架在高空中的鋼絲,被每一個執政者牢牢把握,須臾不得離。
但尷尬的現實是,總有一些基層部門把社會上微小卻真實的個體當作實驗室里試錯的材料,把未經仔細推敲的決策隨意投入其中。或在爭議中蹣跚前行,或因反對者眾而草草叫停,還美其名曰“傾聽民意,回應社會關切”。
尷尬的現實是,在新鮮事兒每日價蹭蹭蹭往外冒的輿論場,我們只能任由這些沒來得及開花結果就萎掉的新聞,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積灰。人們往往以為,短命的政策死掉就死掉了,不會再復燃了,燒不到自己的生活了。反思止步,關注不再,鮮有人考慮,下一次是否還會偶遇政策尷尬的開場,我們的生活將會經歷怎樣的起伏?
自3月21日起,深圳市一聲令下“禁摩限電”,相關部門雷厲風行,結果卻是正打歪著,一些快遞員被抓,大量快遞員辭職,還想送快遞的,拉板車走街進巷。快遞生生被逼成慢遞。后來政策很快做了調整。
還有今年3月沈陽實施半天就叫停的大學畢業生零首付買房新政;存活4天,造成市值總計損失7.76萬億元的A股熔斷機制……哪一個不為后來者提供深刻的教訓,哪一個又真正被做成了警示牌,樹立在決策出臺的道路上?
因此,我們必須要說——有的東西死了,卻還活著。
其實,我們很難要求決策者全知全能,預見未來。但是,包括深圳、張北在內的國內大多數地區都有可供遵守的行政聽證程序,要求行政機關在做出涉及重大社會公共利益行政決策時舉行聽證。
可是,本應成為推演政策的沙盤,檢驗社會接受度試金石的聽證會,有時變成了權力的裝飾品。或因種種原因無法召開,或將反對意見拒之門外。當傲慢的權力扎根在某些人心中,短命的政策就會伺機冒頭。
張北縣的收費政策甫一出臺,便有各界人士表達反對意見。短命的政策剛剛夭折,執政者又馬上找到了網上預約制管控景區客流量的替代法寶。
無論是反對的意見還是替代的方案,都不能歸結為政策出臺后的突發奇想。政府只需俯下腰,多傾聽幾次,自然能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那個支點。但是權力傲慢地站在當中,不同意見很多時候只能被排斥在外。
來看一則舊聞。原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免職之后,人們才發現這位曾經的一把手權力如何瘋長——“在山頂開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
難道沒人試圖攔下“瘋狂而又狂妄”的市長?中山大學地理與規劃學院的袁奇峰教授說,廣州市城市規劃委員會原本有常設委員會會議,后來“由于很多項目專家通不過”,便撤掉了。由市長擔任主持人,“專家大都聽話,很少出現否決案”。而這位教授,“正是因為‘不聽話’被取消了委員資格”。
民主公開的決策,是讓短命政策不再滋生的最好良藥。它早已隱藏在制度的條文中。只可惜當權力不可一世的時候,有些東西明明還活著,看起來卻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