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溪地處邊遠,位于渝陜鄂三省市交界,這里歷史悠久、人文厚重、生態良好,既是三峽庫區移民縣,也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于是如何發展經濟,讓老百姓早日擺脫貧困成為了政府首要思考的課題。然而在城市化浪潮撲面而來之際,像巫溪這樣的欠發達地區,總是面臨著一些難以回避的困惑:人民群眾是城鄉社會的主人,但為什么大多數人對自己家的事情不積極、不主動?惠民政策越多,群眾就越滿意嗎?政府管得越少,社會就越和諧嗎?城市建得越漂亮,生活就越幸福嗎?
通過較長時間對疑惑的探究思索、以及對答案的尋覓梳理,我們逐漸清晰地意識到,貨幣資本和市場資源在城市化中固然至關重要,但如果缺少了集體認同,不可能調動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責權利統一的支持規則和合理的投入機制,給的再多群眾也不會滿足。如果沒有應有的集體意識、責任感、安全感、歸宿感,政府管得越少群眾越迷茫,越無所適從。如果沒有積極向上和健康文明的社會風氣,即使擁有漂亮的城市,也不一定擁有了幸福生活。
近年來,具有敏銳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重慶市委、市政府,堅持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道路,創新提出“內陸開放、五個重慶、振興兩翼、繁榮文化、打黑除惡、唱讀講傳、三項制度、民生十條”等一系列重大決策,讓我們看到了“體現公平正義、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慶樣板”。
按照重慶市委、市政府的決策部署,巫溪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處偏遠、尚未發掘而保存完好的鄉土文化,通過“熟人社會”整合社會組織資源,挖掘源于生活、藏于民間的群眾智慧,著力探索城鎮化進程中社會治理模式,即“用人人城市點燃共同夢想、用參與互動凝聚群眾力量、用復合空間促進社會融合、用群眾方法塑造村風民俗、用網格組織覆蓋城鄉社會”,探尋一條適合于欠發達地區“美得自然、建得從容、過得幸福”的城市化道路!
用“人人城市”點燃共同夢想
“你們自己弄臟的地方、為什么自己不弄干凈,政府有責任、你們就沒有責任嗎”?2008年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羅成同志在接待上訪戶陳振翠時,一句話“點醒”了北門溝。
北門溝位于縣城老城區大寧河畔,離巫溪縣原政府機關大樓不遠,這里道路不暢、污水橫流、垃圾成堆、臭氣熏天,廣大居民怨聲載道,不愿長期居住。許多人寧愿用3萬元甩賣掉價值5萬元的房子,選擇“逃”出北門溝,原來2000多人的繁華小區一度只剩下370戶1140多人了。對此,小區居民陳振翠看在眼里、急在心頭,連續上訪十年,要求政府整治北門溝,沒想到羅成同志一句話,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居住的地方,自己必須要把它打掃干凈。
王明金說:“垃圾山不是一天堆起的,也不是哪一個人堆起的。原來山清水秀的北門溝成了今天這樣子,我們黨員有責任吶,我們北門溝人沒把自己當主人!是我們老老少少做出樣子的時候了。”
當夜,已經有好幾年沒開過黨員會議的北門溝,召開了全體黨員、積極分子參加的專題會議,組建了一個以王明金、冉隆高、陳振翠、周家海為核心成員清潔計劃“特別行動小組”,黨員們帶頭捐出300多元現金,買紙筆制作宣傳專欄、目標責任書。
第二天的群眾會,375戶居民中準時來了350戶,大家響亮提出了“北門環境要亮麗,北門主人要爭氣”的口號,形成了“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的共識。
70多歲的朱德珍背起背篼來了,懷孕5個月的小伍扛著鋤頭來了,小學生中學生也學大人的樣子,穿上雨靴、帶上工具,三四百號人浩浩蕩蕩來到“龍須溝”。刺鼻的臭味當場就讓一些人嘔吐不止,但沒人選擇逃離放棄,王明金聲音宏亮:“我們把鼻子捏著干!”
七天過去,黨員群眾自發參與義務勞動1600多人次,當70多噸“跨世紀”垃圾清運完畢,小區里響起了歡快的鞭炮聲,此時男女老少,臉上全都掛滿了幸福的淚花。
縣委、縣政府一直關注著北門溝的行動,縣委常委熊莉等縣領導更是身體力行,多次參與居民們的集體勞動。當最后一車垃圾運走后,熊莉同志立即組織在北門溝開了個簡潔的慶功會,當場把20萬獎金交到社區干部手里。
北門溝小區成立了黨支部,推薦和表決通過了以陳振翠為組長的自治小組,設立了北門溝小區居民議事活動中心,并制定《小區文明公約》。
為了解決行路難的問題,自治小組發動群眾捐資,很快得到積極響應:三百兩百,三塊五塊,一天就捐了4000多元。僅三個月,他們利用20萬元獎金和群眾集資款,在懸崖和山谷中鑿出380多米,建筑造價近200萬元的一條水泥公路。
小區里有了健身步道,健身設施,“古城墻下唱紅歌,大寧河畔看電影”、“濱河路上習太極,”“廣場街上跳舞蹈”,極大地豐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小區居民文明,居民的生態意識增強,在全市基層文化比賽中還榮獲了二等獎。北門溝書法組、詩歌散文組,推出了一系列的《北門溝小唱》和居規民約《七字歌》,合奏曲《北門溝小調》,快板《北門溝感恩詞》,鏈簫詞《思前想后北門溝》,小品《憶苦思甜北門溝》,這些北門溝人的原創作品,記錄著他們的奮斗,承載著他們的夢想。
現在的北門小區已經成了環境優美、道路通暢、文明和諧的家園,前來參觀、考察的人們接踵而至。2009年11月17日,北門溝迎來一位尊貴的客人——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群眾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歡快的鏈簫舞歡迎他。薄書記動情地說“群眾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你為他做一件好事,他就會主動唱社會主義好”。
政府巧用這種力量,只花了20萬元,就取得了在其他地方600萬、1000萬元也達不到的效果。重要的不僅是治理好了北門溝的環境,還喚起了老百姓的“北門溝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主人翁意識,達到了標本兼治的目的,否則只能陷入“今天清理,明天亂扔”的惡性循環。值得一提的是,北門溝所有的污水管網包括自家的下水管都是老百姓自己出錢。他們現在非常愛惜,哪個地方破了,有一點污水,馬上弄干凈。誰弄破的,就會找誰負責任。北門溝的故事雖然只是個案,從中卻折射出一個樸素真理:有了主人翁的意識,一座城市才真正有了主人,才有家的歸宿和眷念。
一位姓王的老師在北門溝買下一套房子,問及原因,王老師感慨地說:“碰上好領導和好時候了,現在這里的人居環境非常不錯,和我一樣,搬走的居民現在有一些已經搬回來了,我相信將來還會有更多人搬到這里來住”。
用參與互動凝聚群眾力量
“我們開會從來沒有到得如此整齊過,也從未如此齊心過,全村541戶、到會494戶,參會率達到91%以上”。巫溪縣白鹿鎮大坪村的蔡書記十分感慨地說。
巫溪與其它欠發達地區一樣,在加速城市化過程中,青壯人口外出務工、留守人群被戲稱為“386199”部隊,鄉村自治水平下降、村風民風不斷退化、社會矛盾較為突出。面對現實,巫溪縣意識到,必須對現實農村社會結構進行深入分析,著手重構農村社會,把黨和政府的意圖與農民的意愿統一起來,著力提高農村生產生活組織化程度,才能支持和維護基層組織,進而夯實黨的執政基礎。為此,政府把修復黨群干群關系,促進政風民風改善,探索新時期農村社會管理模式作為工作突破口,在全縣開展了建設“樂和家園”試點。
“樂和家園”是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女士,提出的以“個群和諧、義利和諧、身心和諧、心智和諧、人境和諧”為追求的社會建設模式。從2010年6月開始,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在巫溪開展全國“樂和家園”建設試點,對巫溪人民來說,可謂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群眾到底有些什么意見和想法,群眾希望政府為他們做些什么?建設“樂和家園”能給群眾帶來什么好處?如何建設“樂和家園”?開展“樂和家園”試點之初,幾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擺在了面前。
為了統一思想,縣委縣府要求試點鄉鎮必須深入基層、積極參與群眾的生產生活,毫無保留地宣傳“樂和家園”理念,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心聲,與群眾共同決策、共同建設。白鹿鎮大坪村由群眾推選出“樂于為民服務、樂于奉獻出力”的“樂和家園”協會代表19名,上磺鎮羊橋村推選出 83名,鼓勵和引導農民參與到建設“樂和家園”中來,實現政府與群眾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動,在參與中獲得理解與信任,在互動中贏得擁護和支持,樹立起干凈、自信、開放的良好政府形象。
今年7月,白鹿鎮在建設大坪村級綜合公共服務中心(樂和大院)時,需要征用村民土地,村支兩委決定交給樂和社員代表去做工作。余志為家有0.7畝土地,以前人家給2.4萬元他未舍得賣。當“樂和家園”需要征用土地,他欣然接受9240元的賠償款,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奉獻精神和大局意識。
羊橋村從打掃環境衛生入手,村民代表相繼自發扛起掃帚、鋤頭,把31.2公里村級公路和1.5公里通鄉公路兩旁的雜草和路面清掃得一干二凈,鎮領導提出“發給每人5塊錢辛苦費”,村民卻說:“自己的家園自己清掃是我們應盡的職責,鎮領導的心意我們領了,錢一分也不能要。”代表組長冉起偉深有感觸:“金錢不是萬能的,只有人民群眾的力量才是無窮的”。
“羊橋人民歡迎您”,這塊木質扁牌,成為構建“樂和家園”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代表羊橋人民建設“樂和家園”的信心和決心。今年10月25日,巫溪縣“樂和家園”建設聯席會在羊橋村舉行,一臺別開生面、鄉土風味的晚會節目,全部由9個社自編自演,演員中有75歲的全國勞動模范任歡秀、85歲淮海戰役復員軍人張大品,精彩的演出展現了群眾的質樸情懷,博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羊橋正是用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提高了村民的精氣神,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激動的說,“群眾的熱情就是偉大的力量”。
羊橋村在以群眾為主體的“樂和家園”建設中,注重產業發展,幫助村民脫貧致富。村支書張道艾、村主任冉洪遠帶領4社的群眾,發展稻田食用菌30多畝,種植油菜800多畝,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收益,在創多項全村的歷史之最的同時,幫助村民樹立了致富的信心,展現了“樂和家園”建設的美好愿景。
90多名代表帶頭籌錢購買音響設備,建起腰鼓隊,籌備舞獅隊,整天講的是樂和,唱的是樂和,家庭和睦了,鄰里團結了,矛盾化解了,發展農村經濟有勁頭了,羊橋人擰成一股繩,決心把羊橋村打造成全縣一流,甚至全國一流的樂和鄉村。
每當夜幕降臨,羊橋村千余群眾匯聚在各社的院壩開展文娛活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把黨的精神文明建設落到實處,幫助群眾培育形成積極向上的道德情操,占領群眾的精神文化陣地,成為促進黨群融合、群眾和諧的成功典范。同時,也為群眾之間搭建起溝通平臺,為增進群眾交流、促進社會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
用復合空間促進社會融合
“這里是城鄉結合部,60%的居民是陸續從鄉鎮搬來的,生活習慣、愛好興趣不一樣,大家都很陌生,交流困難,交往不多,宣傳組織起來比別的地方是要困難。”看著城南社區冷清的場景、閑置的設施,李大媽悄悄向縣紀委書記何敏說。
巫溪縣城廂鎮城南小區由于歷史的積淀、客觀的制約,主觀的影響,多年整治不見好轉,居民搖頭嘆氣、信心不足,社會冷嘲熱諷、冷眼旁觀,這里的居民說是被遺忘的“角落”。
對此,縣紀委等網格責任單位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認為這種復合社區,搭建公共活動平臺,可以消除城鄉隔閡。于是縣紀委牽頭抓總、迎難而上,中梁工程協調辦、水資源公司、城廂鎮環城社區鼎力協作,重慶水投集團中梁工程項目部、葛洲壩集團公司中梁工程建設指揮部積極參與,城廂小學等部門和單位大力支持,多方籌集資金40余萬元,迅速啟動了城南小區綜合整治工程,建成休閑廣場1個、居民活動室1間,添置一批健身器材、體育設施和環衛設施,新添置路燈12盞,建成廉政文化墻,把城南小區成功打造成為“廉潔靚麗新小區”。
2009年9月29日,縣紀委書記何敏同志又到城南小區去宣傳創衛工作、檢查國慶“唱讀講傳”活動準備情況時,小區的文藝積極分子李宗梅大媽打起“小報告”。
“何書記,我毛(壯)起膽子向你匯報個事情,你們建起的文化休閑廣場,白天裝太陽,晚上裝月亮,沒得幾個人來活動,40多萬元打了‘水漂’,廣場睡在那里好看,我們心疼得很。”
“是他們不喜歡這樣的廣場,還是沒有人去組織他們”,何敏同志緊接著問,這才有了前文李大媽悄悄跟何書記說出的原因。
怎樣去敲開新舊居民半掩半開的大門,讓沉睡的休閑文化廣場醒過來?
何敏同志到小區聽取大伙兒的意見,認識到只有組織開展集體活動,讓大家在活動中增進了解,才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融合。于是決定推選幾個有影響力的熱心分子組成一個居民自治委員會,李大媽順理成章地被選進去當了骨干。委員會第一個任務,就是想法把游離在公共服務和活動之外的新居民們組織發動起來。
李大媽琢磨開來:把小區的居民分別動員到適合的活動中來,每一項活動都要有一個牽頭人。
“妹兒,你是木蘭協會的,別人不去,你來領個頭,把協會的人先動員起來。”李宗翠、李宗菊、董大媽一些老街坊支持了李大媽。
第二天晚上,大家挎起腰鼓直到廣場,沒有音樂伴奏,就跳起來。不到十分鐘,就被男女老少圍住了,但沒得一個人參加進來,他們只得收拾道具撤退。
第二天、第三天,三姐妹的隊伍并沒有如愿以償地壯大起來,除了幾個在圈外躍躍欲試外,一個參與活動的人都沒有。李大媽反復思量,決定上門去,挨家進行動員。
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到半個月,原來冷冷清清的城南休閑廣場,呼啦啦地來了200多名文體愛好者,音樂聲、歡笑聲,小區快樂的日子想藏都藏不住,就連以往最具人氣的茶館也關張了,到廣場跳舞已經成為小區居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些不去參加活動的人反而被大家看不起,沉睡的廣場熱鬧起來,人人都說城南小區是巫溪的第二個北門溝。
用群眾方法塑造村風民俗
2009年6月23日,重慶市政府王鴻舉市長在繁忙和辛勞之中,來到巫溪縣文峰鎮三寶村,灑下一串串爽朗的笑聲,發出了由衷的感嘆:三寶村真是個“吉祥三寶”,好班子、好機制、好民風,讓人倍感親切,難以忘懷。
三寶村位于巫溪縣文峰鎮腹心地帶,東距縣城40公里,渝巫路橫貫東西,轄4社,748戶,總人口3362人,黨員82人。全村耕地2481畝,林地4765畝,森林覆蓋率41.4%,是重慶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市級文明村、全國計劃生育協會先進村、全國民主法制示范村。
三寶村民風淳樸、秩序井然、快速發展的背后有一群真心奉獻的“村官”。22歲的蘇波,對原擔任村會計的父親辛苦清貧一輩子也沒能帶領鄉親走上富路“很有看法”。1992年,他從廣東回到三寶村開辦加工廠,承包荒山造“千步梯”發展良種果樹,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發展實業,并尊重群眾意愿由社長干到了三寶村支部副書記、支部書記。興業的道路很艱辛,每一點起色都伴隨著失敗與阻力,當他的積蓄花光,事業受挫之際,好幾次動了外出打工的念頭。前后聯系該村的幾位鎮領導,知道情況后給他打氣,誠懇地挽留他。正是這樣,他才和鄉親一起咬緊牙關,渡過難關。在失敗和成功的交織中,他苦了自己、樂了鄉親,窮了自家、富了全村,給群眾做了很好的榜樣:自強不息,勤勞巧干。
同樣身為“村干部子弟”的村主任杜發德,18歲中專畢業可以走升學就業的路,他卻當起吃不飽拖得瘦的“村官”,一干就是23年。 村會計張松是正牌的中專畢業生,在縣鄉鎮企業局當過“公家人”,毅然繼承父業,干著“全脫產”的村干部。柴永恒是第一批大學生“村官”,來自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畢業于西南大學農業資源與環境系,立志為三寶村做些實實在在的事。
這些基層干部的信任和威信,是從破解“疑難雜癥”開始的。這里交通便捷、商貿繁榮、人員混雜,民事糾紛不斷,村風民俗落后。針對這些情況,村支兩委認為,這些民間糾紛來自民間,可不可以用民間的力量來化解呢?“和事堂”就是三寶村的“道德法庭”,由村里知名的老人、賢達、老師、學生等組成“調解委員會”,誰違反村規發生糾紛了,就由民事調解委員會或村支兩委負責人牽頭,組織調查、調解和處理。
三寶人的“和事堂”是由 “三公開”組成的,一是公開事實;二是公開評理;三是公開處理。通過這種方式,既能達到調解目的,又是一種政策宣傳,既彰顯了規則效應,又體現了道德約束,既增強了調解工作的柔和性,又提高了群眾的監督力,同時又促進了村規民約的健全和完善。
讓人感興趣的是,一年到頭真正由“和事堂”調解的事情并不多,為什么?當事人思前想后,用尺子量量自己的不是,找到了自己的理虧之處,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結果往往相互諒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吃得小虧才打得攏堆,鄉里鄉親的,何必為小事傷和氣?”糾紛是越來越少了,村民的腰板挺得更直,村干部的威信更高了。
跟好人學好人,榜樣的力量無窮。在三寶村的地界上,有四塊石碑,三寶人稱“善事薄”,上面記載著村上令人感動的人和事。阮慶元,一個在云南工作的鄉親,幫扶了20多個貧困戶、殘跡人,出資4萬元幫助修通了到各家各戶的公路,出資種植了1200畝經濟林,村民在村口立了一塊碑,寫著“共產黨好”。建設三寶村葡萄架至朱家灣段機耕道時,難度很大,耗資較多,老老少少省吃儉用,捐資450萬元用,修通了5公里公路,人們在路口立了一塊碑,寫著“群眾就是力量”。李緒柏老人把拾廢品積攢的1000元零用錢捐出來修公路——難怪三寶村的通村路整整比其他地方寬出1.5米了。汶川地震后,一位 85歲的老人家,她捐出4個手絹包起來的角角錢、分分錢,共有50多塊,并不富裕的村民一天就捐出一萬多元錢。同時,他們還廣泛開展“三評三比”活動(比孝心、比讀書、比健身,評勤勞致富戶、評熱心公益戶、評文明衛生戶),發現身邊的“好人”,讓“好人”成“名人”,讓“名人”成“帶頭人”,營造“和諧健康、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
“正月初一我們阮家和李家搞了個籃球賽,方圓好多人都來看,那個熱鬧哦!打牌喝酒真沒有什么意思,我們農民要有高的追求。”阮家大小眾口一詞。
比賽的時候村里干部送來了音箱、請來了專業的裁判,不但阮家人臉上有光,村干部也有勁:“把守著婆娘娃兒過年的老傳統改了,大年幾天在籌備運動會這個事兒中一晃就過去,丈母家都去不成,家里人有點小意見,但村里人有了大歡喜。”
像阮慶龍一樣經常開展家庭式體育比賽的還有陳孝梅家,每天都進行乒乓球比賽,1986、1988、1992年村里三次在她家舉辦農民運動會,愛人杜正海奪得四川省農民運動會乒乓球“三連冠”。
用網格組織覆蓋城鄉社會
網格化管理,是巫溪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既發揮黨組織作用,通過網格化管理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社會重建。這是鞏固基層組織、開展社會重建的大膽設想,也是系統實踐,是從理論推演出來的工作方法。
縣委、縣政府堅定不移地不斷強化黨組織對全社會的核心領導地位,堅持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整合社會資源,積極利用一切可靠的民間組織資源,把185個道德模范、經濟能人、技術能手、文體協會、紅白喜事總管等,培養成為基層組織的重要力量,依托穩定的民間組織基礎,依靠民間的力量去組織群眾、管理社會。
橫向整合農村黨建與社區黨建、城鄉黨建和企業黨建資源,建立了11個聯合黨支部,探索了黨建工作、社會服務、自治管理“三位一體”的網格化社會管理模式。
每年組織500多名縣級機關干部,分期分批回到出生地、成長地、幫扶地,帶著“鄉情、親情、友情”下去,參加為期一周的“回鄉社會實踐”活動。今年共有600多名部門機關干部參加,接訪群眾3000多人次,走訪群眾12000多戶,發放《惠民政策匯編》1萬多冊、宣傳畫2萬多份,結對照顧孤寡老人440對,認領留守兒童401名,資助貧困學生450名,為返鄉農民工聯系就業崗位1100個,為群眾代辦事項980余件。
試點推行各級領導參加班子、所在支部、居住地黨組織“三重組織生活會”制度,讓群眾和干部面對面地交心、交流。全縣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共參加村(社區)民主生活會450多次,接訪群眾1300多人次,走訪群眾4200多戶,幫助解決群眾反映的交通出行難、大病治療難、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照顧難等問題1245個,化解信訪積案310件。
推行五卡管理制,即縣級領導“聯系卡”:44個縣級領導聯系群眾220戶;縣級部門“幫扶卡”:1500名部門職工幫扶76個基地村6000戶困難戶;鄉鎮、村干部“責任卡”:鄉鎮、村干部共3000余人聯系10000戶;技術員“服務卡”:農技、畜牧、林業、煙葉等各類技術服務員400人,結對示范戶1000戶;群眾“明白卡”:幫扶項目戶10100戶,確保戶戶有項目,培育了“山羊、土雞、馬鈴薯、干果藥材、煙葉”五大產業,今年可望人均增加收入1000元。
推行四包責任制,由縣級部門組成110個網格責任單位,對縣城城市規劃區范圍內的所有征地拆遷和違法違章建筑戶實現四包,即包戶解決問題,包戶化解矛盾,包戶安置到位,包戶開展“四城同創”,做到矛盾不化解、問題不解決、安置不到位,責任不解除,幫助縣委、縣政府用最少的成本、最快的速度,累計投資8億多元,短短一年零兩個月,徹底整治了城區臟、亂、差等城市管理頑疾,2009年成功創建“市級衛生縣城”、“市級文明縣城工作先進城市”,2010年成功創新“市級山水園林城市”。
借鑒21世紀初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相關理念,我們認為,社會建設是物質與精神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需要以一種“包容性”的心態來面對。包容的本質就是多元共生與共治,是彼此之間的相互認同與融合,它是一種以價值多元化為根據的智慧的生活態度和實踐方式。對于欠發達地區城鄉社會建設而言,這種“包容性”治理必不可少,它是多種資源、信息、人員等得以和諧相處的支撐和保障。
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巫溪人民堅定信心,沉著應對,發揚“認窮不認輸、落后不落伍”的傳統精神,銳意改革、積極創新、艱苦奮斗、努力進取,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著,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增幅躋身全市前列,市委民意調查位列全市第一,正在探索和實踐在邊遠貧困山區的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之路。
與全國許多西部不發達地區一樣,巫溪在城市化的推進過程中,也出現許多困惑,縣委、縣政府選擇運用“包容性”治理來應對:用共同的夢想凝聚人心,打造一個“面向人人”的城市;用參與互動凝聚力量,在城市規劃建設中聽取群眾的意見,實現政府與人民群眾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用復合社區、營造更多的社會共同空間,降低門坎,公平接納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人,幫助他們實現城市夢想;運用群眾的方法管理群眾,用榜樣來營造民風,尊重習俗和傳統,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用“包容性”組織體系來統籌城鄉,以黨組織為核心,探究一種“自治、共治、法治”的多元共生的治理模式。我們希望,巫溪在城市化過程中社會治理方面的探索嘗試,能夠對在重慶乃至全國,類似巫溪這樣地處偏僻、經濟封閉的地區,有一定的借鑒意義。